税（即产品税）是最大
地方税，改革后变成共享税，中央拿走75%，留给地方25%。假如改革前1993年，地方增值税收入为100亿元，1994年改革后增长为110亿元，那
按照新税制，地方拿25%，收入
下就从1993年100亿元下降到
27.5亿元。为防止地方收入急剧下跌，中央设立“税收返还”机制：保证改革后地方增值税收入与改革前样，新增部分才和中央分。1994年，地方可以拿到102.5亿元，而不是27.5亿元。因此改革后增值税占地方税收收入比重没有急速下跌，而是缓慢地逐年下跌（图2-3）。
图2-3地方税收收入中不同税种所占比重数据来源：万得数据库。
分税制改革，地方阻力很大。比如在财政包干制下过得很舒服广东省，就明确表示不同意分税制。与广东谈判能否成功，关系到改革能否顺利推行。时任财政部长刘仲藜和后来财政部长项怀诚回忆，生动地再现当时激烈博弈：
（项怀诚）分税制实施远比制订方案要复杂，因为它涉及地方利益。当时中央财政收入占整个财政收入比重不到30%，
们改革以后，中央财政收入占整个国家财政收入比重达到55%，多大差别！所以说，分税制改革，必须要有领导支持。为这项改革展开，朱镕基总理(6)亲自带队，用两个多月时间先后走十几个省，面对面地算账，深入细致地做思想工作……为什要花这大力气，个省个省去跑呢，为什要由个中央常委、国务院常务副总理带队，个省个省去谈呢？因为只有朱总理去才能够和第把手省委书记、省长面对面地交谈，交换意见。
有时候，书记、省长都拿不主意，后面还有很多老同志、老省长、老省委书记啊。如果是们去，可能连面都见不上。
（刘仲藜）与地方谈时候气氛很紧张，单靠财政部是不行，得中央出面谈。在广东谈时，谢飞(7)同志不说话，其他同志说条，朱总理立即给驳回去。当时有个省委常委、组织部长叫符睿（音）(8)就说：“朱总理啊，你这样说们就没法谈，您是总理，们没法说什。”朱总理就说：“没错，就得这样，不然，你们谢飞同志是政治局委员，他说话，那刘仲藜他们说什啊，他们有话说吗？！就得来讲。”下就给驳回去。这个场面紧张生动，最后应该说谢飞同志不错，广东还是服从大局，只提出两个要求：以1993年为基数、减免税过渡。(9)
这段故事上课时经常讲，但很
请关闭浏览器阅读模式后查看本章节，否则可能部分章节内容会丢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