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某种关系被习俗所固化，就很少会发生明显的摩擦。主仆之间、雇主和雇员之间、牧师与其教区居民之间的固定的生活和互动方式都是这样的例子。只有当一个社会中存在社交活动、阶层流动与变化，这个社会才能够创造出“活的”异质性，才会带来偏见。
垂直流动性
在同质社会或固化的种姓制度中，人们不会将差异看作一种活跃的威胁。即使是等级严明的社会系统，例如奴隶制，当它运转良好时，社会上仍然会存在一种关于能否让下层阶级“安分地待在自己的位置上”的焦虑。在日本和其他的一些地方已经颁布了法律，以固化上层阶级的特权，使其不被下层阶级染指。因此，即使是在固化的种姓制度中也存在一些偏见的痕迹（参见第1章）。
但是，当每个人都被认为是潜在平等的，并且由国家信条保障了平等的权利和平等的机会时，就会出现一种非常不同的心理状态。即使是最底层的群体成员也被鼓励去努力奋斗，并站出来要求他们的权利。于是就出现了“精英的流动”。通过努力和好运气，出身较低的人能够不断提升自己的社会阶层，有时甚至能够取代之前的特权阶级。这种垂直流动给社会成员带来了激励与恐慌。威廉斯（Williams）指出，美国社会中有资本主张“美国信条”所传达的普遍价值观的，主要是其中最有安全感的群体（例如，专业人士和传统的特权阶级家庭）。而其他的所有人都受到垂直流动的威胁——这种流动既能使阶级提升，也能使阶级下降。1
一项实证研究对这一问题给出了相当多的解释。研究人员贝特尔海姆和贾诺维茨发现，一个人当前所处的社会阶层对其所持有的偏见来说并不重要，调节其偏见的更多的是他在社会阶层中的流动方向是向上还是向下。社会的动态流动性被证明比任何静态人口学变量更为重要。这一发现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大多数研究人员都未能发现偏见与人口学变量，诸如年龄、性别、宗教信仰、收入之间存在任何重要的关联（第5章）。这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是否受过高等教育与宽容度之间并无显著相关。流动性似乎是一个更为重要的因素。
在这项研究中，退伍军人被要求提供自己应征入伍前与战后受访时的职业情况。2一些人在退伍后无法达到他在入伍前的职业地位；另一些人在退伍后的职业待遇与入伍前相同；还有一些人在退伍后找到了更好的工作。研究人员根据这三种不同的流动方向划分被试，发现这三组被试反犹太主义的程度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虽然这项研究的被试数量不多，但趋势却很显著。相较于在职场一帆风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