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珀特·帕罗特当即声明要提起上诉。大多数律师强烈反对，反对的理由包括：诉讼费用巨大，成功率低，耗时费力。他们都说：诉讼一定会旷日持久，而且要获取法庭记录得支付一笔不小的费用，且未必能拿到完整记录——因为在任何情况下，法庭都可选择性地提供记录。帕罗特说他自己就有一份完整的法庭记录，那是由阿夫拉姆·斯尼特金辛勤录下的一盘盘磁带。帕罗特立即请自己的秘书开始抄录录音内容。帕罗特还计划聘用一位新律师，因为戈弗雷·赫弗逊-布拉夫坚决反对上诉，也无意加入辩护团队之中，有人提及一个名字——约翰·莫蒂默，他既是一位年轻的剧作家，也是一个小有名气的离婚律师。一篇对陪审员们表达讥讽和不满情绪的报道开始在《泰晤士报》上刊登，文章写得很尖锐：“原来那些陪审员所代表的正是不折不扣的有常识的普通人。”一个声援艺术对抗法律攻击的基金会成立了，但公众的捐助热情不是很大。比起戈弗雷·赫弗逊布拉夫，塞缪尔·奥利芬特倒很赞成上诉，他花了不少时间仔细研读转誊自斯尼特金录音带上的法庭记录，帕罗特的秘书佩蒂·斯托特小姐的已处理公文篮里总是堆满了她整理好的法庭记录。但是，上诉有一个“小障碍”。塞缪尔·奥利芬特发现自己的当事人之一不见了——裘德·梅森在庭审结束后，趁帕罗特接受媒体采访时，去了厕所，之后就销声匿迹了。寄给他的信一封也没有被收取，他在艺术学校为美术系学生们担任人体模特的时段，也被一个新人填补，新模特是一个前拳击手，肌肉贲张，全身皮肤都是巧克力色。
弗雷德丽卡没有心思倾听帕罗特埋怨裘德失踪带来的麻烦，毕竟她自己也是麻烦临头——利奥的监护权听证会转眼就该登场了。裘德那场输掉的官司，让弗雷德丽卡越来越泄气——本来她还不会像现在这么长吁短叹。她感到自己和裘德全都是顽皮的孩子，而顽皮给他们带来了惩罚，在接受了神秘莫测的成人世界那些神秘莫测的律法审判之后，她才发现原来他们的顽皮不叫顽皮，而叫罪大恶极。她同时也有了像孩子一样的感触：以前以为被逻辑操纵运转的世界，实际上是被世界自身的偏见、情绪制造出的系统所操控的，任何事都无法提前预测。她和裘德都被要求复诵对他们人生故事的一种滑稽模仿，用的是他们从来都不会用在自己身上的语言，然后被评判，被公布出种种缺陷。某种程度上，这一点也不重要。重要吗？弗雷德丽卡暗笑，谁在乎那十二个麻木不仁、群疑满腹的陪审员怎么看待《乱言塔》？谁在乎尊贵的赫克托·普拉姆法官大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