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又敦促她,敦促她起来,回到自己房间。她仍然不动。普运哲“不得已”采取相应行动:他几大步走到床前掀开她被窝。
葛佩云从被窝里坐起来。她穿着毛衣、毛裤和袜子。
普运哲又要求她穿好衣服去客厅,他说他有话
普运哲换车灯,他让司机小刘把发票交给某县县长,这县长没过几天就亲自如数送来灯款。普运哲还愿意把这件事想得更加自圆其说些:无非是拿国家钱修国家车。
在很长段时间里,普运哲不断想着另外件事:他和陶又佳结婚,就意味着他必须和葛佩云分开,但普运哲拿不定主意怎样和葛佩云开口说离婚。倘若葛佩云是个刁蛮泼妇事情也许就简单多,多吵它几架多打它几场,趁着彼此情绪激烈就会顺理成章地说出要说话。但葛佩云不是泼妇,普运哲只觉得她乏味、窝囊。个对生活没有奢求,个温吞水般女人,似乎永远为他创造不个开口就说离婚机会。自从他和陶又佳认识以来,他知道她对眼前生活生疑心,她无缘无故地给他打电话,有两次还鬼使神差地追到宾馆调查他行踪。但是她却没有明打明地找碴儿和他发生过不愉快,相反她总是那副可怜巴巴样子,有几次普运哲下班回来都看见她在家中某个角落里就那坐着。如果这个在角落里坐着女人不是葛佩云,普运哲就会认定她是在表演可怜和委屈,但这个女人就是葛佩云,葛佩云从哪方面来讲都不具备表演才能。表演,那毕竟还要有点其他表情点缀,最起码脸上还应该有泪痕。然而葛佩云没有,她只是坐着。这使普运哲又觉得葛佩云越是不会表演,她就越显得残忍。然而普运哲还是得等待那个“碴儿”,哪怕就像那个早晨——关于白皮鞋事件那个早晨那样个碴儿。
后来在个冬日夜晚,他终于等到那个碴儿。那天他冒着大雪回到家,摘帽子脱掉大衣走进自己房间,却发现葛佩云盖着他被子躺在他床上。这使得普运哲非常恼怒,他站在桌前双手扶住桌沿,看着这个反常女人反常行为,想着如何提醒她行为不得体,然后再就势把他要说话说给她听。他想无论如何这是个机会,是个不可忽视机会。
“你这是怎?”他语调铿锵地说。
葛佩云裹着被子不动,仰面看天花板。
“你怎躺在这儿?”他又说。
葛佩云还是不动,眼睁得很大。
“你应该起来。”他又说。
葛佩云还是不动,眨眨眼。
普运哲看出葛佩云是不打算离去,他得想下步措施,想必要时、万不得已时他该如何对付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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