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亲历者,并没有怀着各种预设“目”和“意义”,更没有未卜先知全局观。他们所面临是具体、实际境遇,并因此做出艰难或随意人生选择。
与同龄或更小年轻人,已经接收太多简单片面历史信息,或许可以尝试放下先入为主偏见和预设结论,尝试理解和想象当时当地情景,以及亲历者体验。
台湾学者杨照讲过个故事,说有人不理解电影里劫匪说“挡财路,如杀父母”,觉得太极端。但换个思路想,子非劫匪,安知劫匪之生存状况?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香港,有些人就生存在极端环境中,次抢劫失败,结果可能真
”,“要想义和拳不再发生,非将制造义和拳种种原因完全消灭不可”。
此时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旗手,向往“共和科学无神光明道路”,当然要彻底反义和团。
1924年,陈独秀又写几篇文章说明他对义和团看法。这次,他将义和团与戊戌变法、辛亥g,m及五四运动并列为重要国民运动:“……义和团之藐视条约,排斥外力外货及基督教,义和团之排斥二毛子三毛子——帝国主义者之走狗,都无可非难……”
不同时期,提出两种截然不同观点,不是陈思想有实质性变化,而是他所处阵营和宣扬观点需要这种转变。
“为所用”,就是带有明确目性,将历史资料工具化。这种情况下,历史往往成为讲述者论据库,成为当下观点背书。
最喜欢此种讲述方法,往往是振臂高呼者。要想呼百应,就需要煽动和统思想,不知不觉便会出于现实目曲解和选择历史信息。这不是以史为鉴,而是以史为剑。
为什多数历史记载喜欢找典型,做里程碑?是便于确定事实“唯性”,二是便于确立解释“正确性”。这样历史书中,手持利刃冲锋在前领袖,往往居于画幅中心,名垂青史。然而,关注典型和里程碑,是最无趣。
相比之下,更关心错综复杂和没有经过学者“合理”解释历史事实——当时当地人“经历”(Experience)。
被皇帝赶出宫太监、因饥荒逃到北京挑粪河南人、被军人欺凌巡警、在五四运动当天经过赵家楼车夫……这些“半虚构”人和事,存在于历史塑造和解释者视线之外。大时代下无名者,如同煌煌史书里毛边,历史车轮上泥垢,或者不过是时代主线边缘墨点。
网上传过张电视剧截图,男主角对着镜头说:八年抗战就要开始。这种可笑编剧思维,就是简单刻板历史学习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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