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农用拇指冲我一指,命令道:“跟他讲。”
我重复了一遍菲茨斯蒂芬对我的说
在旅馆里,我告诉另外几名记者“没有新闻”,接着再次登记入住,把行李摆进房间,然后经过走廊去了二○四房。我敲门后,维农把门打开。就他自己一个人,而且显然一直在看报纸——床上的红绿白各色纸张堆了一沓。雪茄的烟雾让房间蒙上了一层灰蓝色。
这位地方检察官已到了而立之年,眸色深暗,下巴高高地昂着,比它本来应有的模样要凸出得多。他讲话的时候牙齿全露,而且非常清楚自己对名利的执著。他轻快地握了握我的手,说道:“真高兴看到你回来。请进。坐吧。有什么新进展吗?”
“科登把我的话转告你了?”
“嗯。”维农在我面前摆了个姿势,两手插进口袋,双腿岔开,“你看事态有多严重?”
“我建议安德鲁把钱准备好,他不愿意。柯林森家的人愿意。”
我搭了五点二十五分的火车南下,七点半到达波斯顿,一个比克萨达大一倍的烟尘市镇。一辆敞篷公共马车在半小时后把我载到了目的地,我是唯一的乘客。我下车穿过街道,走到对街的旅馆时,天快要下雨了。
一个叫杰克·桑托斯的旧金山记者急着从电报室跑出来问:“哟,有什么新消息吗?”
“大概吧,不过我得先跟维农讲。”
“他在自己的房间——十分钟前还在。你是说那封某人收到的勒索信?”
“嗯。他已经讲了?”
“他们愿意。”他说,像是在确认我的猜想,“还有呢?”他依然咧着嘴,牙齿还是露在外面。
“信在这儿,”我交给他,“菲茨斯蒂芬早上会来。”
他用力点头,拿着信凑向光线,仔仔细细地检查起信纸信封。完事以后,他轻蔑地把信扔到桌上。
“明显是伪造的笔迹。”他表示,“那么,具体地讲,这个菲茨斯蒂芬——他是叫这名字吗?——是怎么说的?”
我逐字逐句地告诉了他。讲完以后,他两排牙齿咔嚓一声合到一起,然后转向电话,要某个人转告芬尼,他——地检官维农先生——希望马上会面。十分钟后,警长走了进来,一边捋着棕色大八字胡上的雨水。
“科登本来要说,可是维农封了他的嘴,要我们先别问。”
“为什么?”
“不就是因为讲话的人是科登吗?”桑托斯细薄的唇角向下一耷拉,“维农、芬尼跟科登现在正在角力——想要看看谁的名字和照片曝光率最高。”
“他们除了这个还干了什么?”
“他们能干什么?”他一脸嫌弃地反问,“一天花十个钟头想挤上头版,另外十个钟头用来妨碍对手,而且他们还得找时间睡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