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和科学精神,她更习惯是回首,津津有味地品味着往昔时光,即使是向前,也希望是从过去岁月中找到个坐标。更何况,改革和推进直是冒着很大风险,而中国制度本身弱点往往容易使种政策在推进过程中变形扭曲;中国文化思维方式中缺乏理性习惯,缺乏科学保障,无疑又使改革风险增大。在实施过程中,往往由于厢情愿而使得改革扭曲变形,脱离初衷。正是因为如此,中国每次激进改革都显得步履艰难,阻力繁多,而在实施过程中又容易变形扭曲,背离初衷。结果,在这种情形下改革有时候反而使得矛盾丛生,进行不下去。不是螺旋上升,反而呈现出螺旋式下降局面。
这点,只要将戊戌变法与日本明治维新稍作比较就可以看出,日本在明治维新前,曾派有个使团周游列国,学习达年之久,而在中国呢?在这样变法与改革中,根本就没有周密性,也缺乏通盘考虑。不仅光绪皇帝厢情愿,而他所“依靠”几个干将也高明不多少,康有为对于西方思想实质其实也缺乏解,难当大任,按照梁启超后来说法,康有为并没有读过什西方哲人书籍,只是“暗合”,他论据之本,还在于《论语》。这样情景就相当搞笑。与此同时,谭嗣同又过于激进,明明是依靠皇帝进行自身改造,他却要“誓杀天下君主,使流血满地球”,迟早天,连皇帝脑袋也是要砍。这样幼稚做法,似乎从开始,就决定变革矛盾激化,决定这场变革必定会流出殷红血。
从总体上看,李鸿章并不赞同康梁思想,并且认为康有为他们举动太天真,群情激愤之下,难免心浮气躁,很容易把事情搞砸。但李鸿章从内心里对康有为他们主张直持敬重态度,尤其是在学习西方先进科技这方面,李鸿章与康有为有着相同感受。李鸿章也认为已经到不变不行地步。不同,是怎变,变成什样。在骨子里面,李鸿章是怎也不愿意跟在洋人后面亦步亦趋,李鸿章直是个极其自尊人,不仅仅是个人自尊,也有着中国文化与传统自尊。在贤良寺那段时间里,虽然康有为和强国会因为甲午战争和《中日马关条约》事曾经把李鸿章骂个狗血喷头,但李鸿章还是主动跟康有为联系,并且派人给强国会送去自己私人2000两纹银。但李鸿章因为《中日马关条约》事在当时名声毕竟太差,这样个“丧权辱国”之人捐款哪能要呢?康有为严词拒绝李鸿章好意,说“决不要投降派钱”。李鸿章自尊心大受伤害,他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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