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只要求经济赔偿，并不要求人抵命，李鸿章便趁机在原先
判决上进行改动，将原来20名死刑改为16名死刑、4名缓刑。虽然改变并不大，但毕竟多保
几个中国人性命，算是有效缓解尖锐矛盾，也缓和朝廷面子。不仅如此，李鸿章还让丁日昌从监狱里找来16个死刑犯，顶替这16个，蒙混过关，斩杀事。将流犯*员，
段时间风波平息之后，又招回原地。李鸿章“痞子腔”赢得国人叫好，“天津教案”所引起风波，终于在李鸿章手上平息下来。而处理“天津教案”事欠妥，对曾国藩影响是巨大，曾国藩伤心地说自己是“内疚神明，外惭清议”，变得心情抑郁、衰颓日甚，终于在年后郁郁而终。
曾国藩与李鸿章在处理洋务时不同方法，与他们学养和性格有关。当然，如果从更深层次意义上来说，在曾国藩和李鸿章身上，还体现着中国文化所隐藏着很多内在特质。中国文化不是完全儒文化，它实际上是儒释道体化，“温良恭俭让”只是表面价值观，在暗地里，阴谋与心计无孔不入；当功名利禄受挫之后，往往又会洁身自好，甚至产生空感受，偏向于出世——这就是道家和佛家教义。
曾国藩是个读书人，他身上携带宽厚、智慧、诚实人格特征，是“仁”集中体现，曾国藩可以说是中国精英文化个集大成者，个谦谦君子。在他身上，充分体现儒家王道，体现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对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理想孜孜追求。于儒学来说，曾国藩是几近完美——于家庭，于同僚，于君主，在立德、立行、立言上，曾国藩都臻于极致。于家庭，曾国藩出身寒门，即使后来官位显赫，但他直简朴务实，保留耕读之家本色。曾国藩生身体力行，严以律己。在对子女和亲属教育上，曾国藩虽然戎马倥偬，西征北讨，但他直不放松对子女教育，坚持言传身教。优良家风，良好教育，使得曾氏门人才辈出：其长子纪泽精通诗文书画，是晚清出色外交官；其次子纪鸿喜爱自然科学，在数学研究上造诣较深，可惜英年早逝；其孙辈曾宝荪、曾约农后来都成为著名教育家和学者。
于同僚，曾国藩直宽厚为上，以仁待人。比如说，对于左宗棠，曾国藩有着知遇之恩，但左宗棠直恃才自傲，出语尖刻。每到此时，曾国藩总是睁只眼闭只眼，淡化处理，在把握住大局基础上，有时也做必要妥协。曾国藩善于发现和使用人才，他幕僚中，许多都是原先科场和官场不得志者，经他发现、调教、保举，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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