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到了我在康涅狄格的家，而那时我正在佛罗里达，不过这个“障碍”似乎并不算大，因为我原本就没有打算写麦哲伦。相反，我决定写一下这位伟大的航海家当时所处的历史环境。我原以为，只用几页，最多十多页，就能完成。
一开始我的确是这样认为的。
之所以会计算失误，是因为我没有意识到我之前作品的狭隘性。事实上，之前我写的17本书都是有关当代的。现在，时间整整向前推了5个世纪，我要面对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那里没有钟表、警察和通信工具；人们信仰魔术和巫术，杀害那些与他们信仰不同或冒犯他们信仰的人。
对较早时期的16世纪我并不完全陌生。作为一个受过该方面教育的人，对于那时的重要人物、战争、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航海探险，我还是大致熟悉的。甚至如果不用标明当时德国众多公侯国的边界，我还能亲手画出一幅当时欧洲的地图。但对那个时代的精神，我几乎没有什么了解。那个时代的语言对于我来说也已经很陌生了，我不知道如何身临其境地回到过去——去亲眼看看、听听、触摸甚至是闻一闻。而且由于我从来就没有想过那个时代的任何细节，因此我也不了解当时人们行为的思维方式，以及各个事件是如何环环相扣、相互引发的。
然而，从我的经验来看，这样的因果关系网是一定存在的，只不过在等待人们去发现。举一个较近发生的事情为例：在肯尼迪总统任期的第一年，发生了4件看似互不关联的事件——4月，美军在古巴“猪湾事件”中的失败；6周后肯尼迪与赫鲁晓夫在奥地利的交锋；8月，柏林墙的建立；12月，第一批美军地面部队被派往中南半岛。然而每个事件都直接引发了后一个事件。赫鲁晓夫将美军在古巴的失败看成是年轻的肯尼迪总统软弱的证据，于是在维也纳他继续恐吓肯尼迪。他自以为吓退了美国，于是建立了柏林墙。肯尼迪很快作出回应，向东南亚派遣了400名特种部队士兵，并且向身边的人解释说：“我们现在必须要证明自己的实力，而越南就是一个最佳之地。”
一个更微妙、更具进步意义的连锁反应发生在19世纪。1847年，老旧、迟缓、昂贵的平台印刷机，在理查德·霍（RichardHoe）的高速轮转印刷机面前显得过时了，第一个安装这种印刷机的是《费城公共纪实报》（PhiladelphiaPublicLedger）。霍将平版印刷和活字印刷相结合——其中有些技术已在法国申请了专利，进一步设计了一台卷筒纸印刷机，可以实现同时双面印刷，一小时能印1.8万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