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广。［22］
宫廷礼仪往往具有政治
面。大臣们既可以通过建议修改礼仪程序来促进自己仕途发展，也可以批评对手在礼仪方面问题去打压他们。位学者曾提出，蔡京利用国家祀典来提高徽宗权威，而他自己也正是以此加强
权力。［23］关于这点，有必要指出是，在编纂《新仪》期间，蔡京基本上赋闲在家，因此，徽宗似乎才是推动礼仪法典修订工作主要力量。大臣们还有种政治手段，就是利用宫廷礼仪来使皇帝忙于这些活动。周绍明（JosephMcDermott）认为，“作为皇室政治中心人物，皇帝要遵循大臣撰写法规，履行对天、帝国和家庭天子职责。皇帝被分派承担大量礼仪职责，在准备这些礼仪时要提前进行斋戒和静修，以及相关演练，所有活动合在起，足以使皇帝成为忙于礼仪事务国家元首，而非实施行政管理皇帝”。［24］然而，也不是所有皇帝都对大臣制定这些礼仪束手无策，他们在政治上越是灵活，就越能利用这些礼仪来实现自己目标。因此，像徽宗这样位希望拥有更为富丽堂皇、雄伟壮观、精彩缤纷宫廷生活皇帝，就可以利用宗教仪式来避开儒家经典中倡导节俭。
新道藏
礼仪法典编纂工作几近完成时，徽宗又开始个更加艰巨工程：编纂部新道藏。道藏编纂是个具有重大影响工程，不仅要收集所有需要保存文本，还要按照定顺序来整理。收入道藏经文比遗漏在外经文更有可能保存下来，因此道藏形成将影响到道教在此后几个世纪发展方向。
第部真正道藏是在唐玄宗主持下编集，共收录3477卷道经。但由于9世纪和10世纪战乱，大部分道经被毁坏或散佚，在宋朝早期，真宗开始重修部新道藏。这部道藏于1017年完成，共收录4350卷道经。与几十年前编集部佛藏不同，宋真宗没有将这部巨著付梓，而是命人誊抄，发给些重要道教宫观。［25］
徽宗于1113年年底启动这项工程。他亲自写份手诏，号召大家搜集道教经典文本。徽宗在诏书中开头写道，尽管老子曾说道不可言传，但道教经典传统还是具有很高价值，需要保存下来：
道不可言传，可言者道之绪。然道妙无形，深不可测，非言不显，故道载于言，妙理存焉。古之圣人，因言以见道，因道以立教，而万世永赖。道之不兴久矣，朕方体而行之，神而明之，施于有政，虽其书具在，或失其传。使太元空洞之书，玉简琼笈之文，残阙逸坠于幽隐，搜访所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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