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听到
关于徽宗做某事
谣传，但他们并不相信皇上真做过，以此来间接地批评徽宗。正如本章开头题词中所示，江公望就是使用这种策略批评狩猎问题。显然，像徽宗这样恪于职守统治者不应当把时间浪费在猎杀鸟兽上面。在江公望看来，狩猎唯
正当理由是为祭祀祖先获取些肉食。他还提出两条反对狩猎理由：第，这件事很危险；第二，这件事也很昂贵，因为旦有人捕获只鸟，皇帝就得进行赏赐。把钱花在这些事情上，对于那些通过艰辛劳作为朝廷提供资金庶民百姓而言，是很不尊重。最后，他在奏疏中鼓励徽宗畋猎于“仁义之场”，游观于“六经之囿”。由于儒家自古以来直反对皇家狩猎，徽宗也许并没有把江公望奏疏太放在心上。［9］
徽宗在位最初两年半里收到措辞最为强烈奏疏，是根据天象示警危言耸听地进谏重新考虑*员任命等决定。在这点上，上疏者继承周朝和汉朝以来悠久传统，就是让统治者成为天象异常替罪羊。［10］批评者及皇帝做出回应时使用语言都有固定模式，但这也不会阻止各个派系利用这些征兆达到自己目，或是将自己意图强加于这些征兆之上。［11］按照要求，徽宗应当谦恭地回应这些奏疏，并心甘情愿地承担责任。徽宗登基三个月后，司天监预测到次日食，尽管当时日食预测已经非常准确，但人们仍然期待徽宗宣布，他将日食视作上天警示。曾肇代拟份诏书，表示徽宗已经为即将到来事件受到适度惩罚。皇帝在诏书中说，天象异常不可能毫无意义，“凡朕躬之阙失，若左右之忠邪，政令之否臧，风俗之美恶，朝廷之德泽有不下究；闾阎之疾苦有不上闻，咸听直言，毋有忌讳”。［12］
在随后两年中，还出现几次异常星相，例如，七月份发生次火星之行失常（偏移轨道），次年（1101年）正月，天空中出现赤气（可能是北极光）。［13］韩宗武、陈瓘、邹浩、朱肱、江公望、曾肇、王觌和任伯雨等*员评论这些现象奏疏都保存下来。［14］例如，陈瓘在查询历代史书中星相专著后，于1100年七月向皇帝呈递份长篇奏疏。他认为，在日食之后紧跟着出现火星之行失常是非常不吉利。他引用汉代儒学大师董仲舒话：“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最后，陈瓘还上奏说，仁宗编纂部关于历朝灾异书，名为《洪范政鉴》，共十二卷。陈瓘称，每当天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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