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历史、制度和结构特征,及其后果。
最让我感叹的是,马修能从“看到的东西里看到东西”。我们时常无视眼前的事物,又经常看见一些根本不存在的东西。之所以对眼前的事物熟视无睹,是因为我们觉得它们不符合自己的理论视角(比如阶级、性别、自我意识),因而显得琐碎而无“意义”。与此同时,我们拿自己的框架去诠释世界,生造出“意义”,好像看见了一些似有若无的东西。当我们看不清眼前琐事对于受访人的意义、看不清受访人的真实感受时,我们只好灌入自己的想法,把不在眼前的东西拉扯进来。事实上,直观的感受才是生活实践的血液,观察者的臆想无非是窗外的雨点。当我为了写这篇导读和马修对谈时,他援引苏珊·桑塔格(SusanSontag)的话说,如果你在博物馆看到一幅画,说“它是新古典风格的”,这是一种肤浅无聊的“看法”。站在一幅画面前,为什么一定要下这样的定义?为什么不以自己的直觉进入画本身?
我问马修,他是如何与受访人建立起那种强烈直接的同理心的。他强调,这不是一个研究方法的问题,而是你作为一个人的存在方式的问题。对身边的事物予以高度的关注,是他一贯的生活方式。“你看坐在眼前的朋友穿的衣服是什么颜色,是蓝色。但那究竟是哪一种蓝色,它和通常说的蓝色可能又不一样。”只有深入到细节,才能看清生活的肌理。他很受几位被他称作是“观察天才”的小说家的启发。除了大家熟知的《愤怒的葡萄》(TheGrapesofWrath)的作者约翰·斯坦贝克(JohnSteinbeck)和《天堂》(Paradise)的作者托妮·莫里森(ToniMorrison)之外,他还提到了拉尔夫·艾里森[2],莱斯利·马蒙·西尔科[3],丹尼斯·约翰逊[4],以及杰斯米妮·瓦德[5]。他们从大家都能看到的东西里,看到了一般人看不到的东西。
我觉得马修还有一种能力,能在陌生的受访者身上看到他自己。因为在受访者身上看见了自己,受访者就是很具体真实的人,而不是被理论定义了的“角色”。调查者在受访者身上看到自己,也会让受访者在调查者身上看见自己,彼此都可以放松。调查者无需时刻惦记着那些事先准备好的问题,用不着为一问一答间可能出现的冷场担心。如果一时无话可说,就观察对方怎么自言自语,怎么在沙发上发愣打瞌。受访者对马修坐在身边埋头写笔记也毫不在意。
马修的这个能力和他自己的生活经历是离不开的。他出身贫寒,父母曾有过被驱逐的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