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这种汇款回家举动,照理应受东印度公司管理,有时却反客为主支配起该公司。英国人希望只带走现款,但印度没那多货币可满足他们需求,于是转而锁定其他易于流通出口商品:鸦片、靛蓝染料、棉,以及(稍晚)茶叶。但这些出口品供给量,往往更取决于能否找到用以将它们运回国贩售运输工具,而非需求上变化(大体上取决于其他地方采收量),因而全受制于周期性经济荣枯。
1840年代靛蓝染料贸易出现大崩跌,清楚表明这些代理行投资多样性只是虚有其表。取消靛蓝种植园回赎抵押品权利商号,不顾低价,继续在市面销售靛蓝染料,因为需要变现些资金以保住快速周转汇款业务;由于供应量和低物价维持不变,其他种植园跟着破产。煤矿业者发现他们最大客户,即用煤大量烧煮靛蓝以熬制出染料靛蓝种植园,开始拖欠债务;z.府收不到应收税款,削弱z.府财政,连带伤害到借款给z.府代理行。靛蓝染料和鸦片,基本上充作货币代理品,靛蓝染料价格崩跌因而使每个人都缺少流动资金。心急如焚董事(包括印度人、英国人),诉诸创意性会计[17],把自己商号钱大量借给自己,等待价格弹回,但手中有靛蓝染料存货人,没有人承受得起压着存货不销售,于是恶性循环止不住。伦敦家有业务往来公司拒绝承兑联合银行(UnionBank,加尔各答最大银行)汇票时,这家外强中干公司随即倒闭;大肆抨击此事英国报纸,把焦点放在这场恐慌最后阶段发生丑闻和“孟加拉地欠缺商业道德”,而对与英国本土关系更大、更深层因素轻描淡写。
败涂地孟加拉贸易商未重返商场。许多人转而投入购置土地或当公务员这两种较稳当事业(不久后,随着1858年印度全境并入大英帝国,孟加拉贸易商投身公务员者激增);其他人则转而投身教育、医学或艺术创作(德瓦卡南特·泰戈尔孙子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RabindranathTagore]以诗作获颁诺贝尔奖)。新公司法颁行,促进纯英国银行创设(当时它们很少借款给非欧洲人)。1860年代,印度境内铺设铁路,终于开始吸引迟未进场英国资金投入(铺设铁路需要长期资金,且资金规模只有工业化国家支应得起)。英国人孤身位于印度这新经济顶端,开始“引进”创业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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