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今天，
也几乎没有哪个港口能像大约一千年前的
泉州那样真正具有世界性。
中国历史上的都城大多时候都在北方，且都对商人有吸引力，因为都城既是一个外来奢侈品的巨大市场，也是一个获取中国以外所需商品的地方。但是中国北方的自然良港非常匮乏，纵使确乎是良港的地方，与都城之间也相隔广袤的平地，且这些平地多是几乎无法通行的泥泞地。所以，这个国家的大海港都在遥远南方更宜人的海岸上发展，从上海附近的长江出海口一带，到广州附近的珠江出海口一带。（大型内陆港则在长江主要支流与长江交汇处及大运河沿线发展起来，它们自公元600年以来便把长江中下游平原同京畿之地连接起来。）这两条江的三角洲长久以来享有得天独厚之利，因此大型港口城市几乎总是在这两个地带：广州在过去一千三百年以来的大多数时候都是主要国际港口。
不过，在两江之间几百英里的海岸线上，没有任何地方拥有绝对盖过其他地方的自然便利，因此一系列的港口因政治的、社会的和文化的原因而次第兴衰。没什么港口能比福建沿海城市泉州的历史更为丰富多彩。今天它是个二三线城市，但在大约1000—1400年间，它是世界最大港口之一。1345年到过泉州的阿拉伯旅行家伊本·白图泰（IbnBattuta）说，这座城市——那时也叫“刺桐”——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1292年自泉州离开的马可·波罗（见本章第5节）称它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港口之一（与亚历山大并举），又说那里“商人云集和货物靡集的情形简直无法尽言”。不过，这两位著名旅行家都是在泉州的黄金时代过去很久之后才来到此地，而泉州的黄金时代大约在公元1100年前后。泉州港全盛时期的外国商人包括穆斯林、印度教徒、小乘佛教徒和大乘佛教徒、天主教徒和波斯教会基督徒[9]、犹太人以及帕尔西人（Parsees）[10]。至今仍可在这座城市找到湿婆神和毗湿奴神的形象，12世纪由一位来自波斯湾的商人捐建的穆斯林公墓的遗址，一支10世纪或11世纪的印度教石雕阳具（在中国文本中被有意重命名为“石竹芽”），还有一块泰米尔文——中文的双语碑铭，这块碑之所以著名，乃因碑文支持印度教教义，而（从两种语言的撰写都相当有水准来判断）刻碑人几乎可以确定是本土中国人。（印度教在中国的流行程度与另一个印度舶来品佛教相比，根本连芥子微尘都算不上，但不管怎样，它在中国文化中留下了印记。）
在唐代，广州是大港，福建海岸绝大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