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现在人类已经构建共同的文明，面对共同的挑战和机会，为什么英国、美国、俄罗斯和许多其他群体却走向孤立？回归民族主义，是否能真正解决全球化世界面临的前所未有的问题，还是只是逃避现实，到头来会让人类和整个生物圈陷入灾难？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消除一个普遍的误解。与一般人所认为的不同，民族主义并不是人类心理自然而永恒的一部分，也并非根植于人类生物学。的确，人类是一种社会性动物，有对群体忠诚的基因。但几十万年前，智人及其原始祖先的生活形态是小型、亲密的社群，人数不超过几十人。所以，人类很容易对小型、亲密的群体（如小部落、步兵连、家族企业）产生忠诚感，但要让人类对几百万个陌生人产生忠诚感是不自然的。这样大规模的忠诚在近几千年才出现（从进化论的角度看，几乎就是昨天早上的事），而且需要社会建设的巨大努力。
人类之所以不辞辛劳地打造出国家这种共同体，是因为遇到了任何部落都无法独自应对的挑战。让我们以几千年前尼罗河沿岸的古老部落为例，尼罗河是它们的生命线，灌溉着田地、承载着商业活动。但这个盟友随时可能翻脸：雨下得太少，人就会饿死；雨下得太多，河水就会溃堤，摧毁整个村落。每个部落都只控制着一小段河流，也顶多有几百个人力，不可能单独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同心协力，才能建起大坝，挖出长达数百公里的运河，驾驭伟大的尼罗河。这是其中一个原因，让各个部落逐渐融合成为一个国家，得以建造大坝、修筑运河、调节河水流量、存粮以备荒年，并且建立全国运输和通信系统。
虽然有着种种优点，但无论古今，要把部落或氏族转变为国家都并非易事。要想知道个人认同国家有多困难，只要自问：“我认识这些人吗？”如果是我的两个姐姐、11位表兄弟姐妹，那么我对每个人的名字都清清楚楚，能花上一整天跟你说说他们的个性、喜好和关系。但对于和我一样的其他800万以色列公民，有绝大多数我从未谋面，未来见面的机会也不大。然而，我却能对这种形象模糊的群体怀有一种忠诚，这种能力并非遗传自我的狩猎采集者祖先，而是一项近代历史创造的奇迹。如果有一个来自火星的生物学家，只了解智人的进化和解剖学，那么他绝不可能想到这些猿类竟然能够与数百万陌生的个体发展出社群联结。为了让我愿意忠于以色列及其800万公民，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和以色列国家组织就得打造出一整套庞大的体系，包括教育、各种宣传品和飞扬的旗帜，以及国家的安全、健康和福利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