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拼命地想从这些案子里找出检察官的游戏规则。在他们眼里,我只是他们用来对付阿尔斯通的一枚棋子。然而,即使从这个角度考虑我现在的处境,他们愤怒的情绪也有些过激。他们对阿尔斯通发动的战争似乎不是简单地想要给公司定罪,他们似乎被一种道德义务、一项近乎神圣的任务驱使着,好像他们背负着消除地球上所有腐败现象的使命,或者还有其他我没有看到的原因……
与此同时,阿尔斯通不仅身陷法律纠纷,在2013年底也处于不利的境况,这是我在阅读父亲帮我订阅的《费加罗报》时了解的。克拉拉也会定期给我寄一些与阿尔斯通有关的新闻剪报。虽然我只能在这些报纸出版的十几天后读到它们,但谁在乎呢,因为时间在这里毫无意义。过了一周以后,我才知道柏珂龙在2013年11月6日宣布裁员1300人,欧洲成了重灾区,其中包括100个法国人。这个决定并没有让我觉得很惊讶。阿尔斯通在2012年就已经出现了红色预警信号,公司因全球业务增长放缓而备受打击。欧洲国家尚未从金融危机中走出来,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又低于预期。结果就是,与2012年9月相比,阿尔斯通的订单量减少了22%。不仅如此,公司在几个项目的竞争中均受挫:“欧洲之星”选择西门子来生产新的高铁列车;在巴黎火车制造项目中,阿尔斯通在最后一刻输给了加拿大庞巴迪公司,因
些命令来自华盛顿,是由卡恩下达的。”
“是的,但你一开始就知道这些。”
“我承认,但请你原谅我。我也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
“他们想要什么?”
“他们现在想要你在怀亚特看守所继续待6~10个月。”
“为什么是6~10个月?这10个月做何解释?”
“我也不清楚。我给诺维克和卡恩打电话,他们都不愿意给我透露任何细节。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你认为是什么?”
“肯定和阿尔斯通有关,但我不清楚具体是什么。”
就这样,在我刚看到隧道尽头的时候,我再次陷入了困境。失望是巨大的,也是难以忍受的,对克拉拉和孩子来说更是如此。在这6~10个月里,我将每时每刻都牢牢抱住保释的希望。但我也在心里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在怀亚特这座“地狱”剩下的4个月里,我重新开始疯狂地调查过去所有被控告违犯美国《反海外腐败法》的企业和个人的案子,以便了解他们都是如何脱身的。我让朱丽叶特和克拉拉给我寄来所有的缺失文件。很快我就陷入一种痴迷的状态,变成一个“瘾君子”,而美国《反海外腐败法》就是我的d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