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不是说还有个好消息吗？”
“是的，好消息就是，如果您同意阅读这些文件并回答他们的问题，他们就可以把您的刑期减到6个月。”
此刻，我听到这个数字应该感到高兴，这正是他们期待的效果。如果你坚持出庭应诉，他们便用多年的重刑期吓唬你，然后用一个少很多的刑期逼你认罪。如此这般，我也进入了这个任何人都不能逃脱的定律。
我们已经用电话交谈了15分钟，通话随时可能会被切断，因为每次谈话时间只有20分钟。我还有十几个问题想要询问斯坦：认罪的限制性规定、检方讯问的流程、对那6个月刑期的担保条件、可能会被撤销的那些控罪。但他催促我做出决定。
“您需要做出决定了。检察官肯定也给彭波尼开出了同样的条件，如果他也同意，您的刑期可就不止这6个月了，肯定会长得多，而且您可能会失去检方提出的任何条件，只剩下认罪服法一条路。”
我尝试问最后一个问题：
“关于6个月的刑期，法官能否听从检察官的请求，我能得到什么保证吗？”
“什么都没有，法官可以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会听取检察官的意见，尤其是在康涅狄格州。”
“如果您确定检察官会向法官建议只是6个月的监禁，那我同意您的建议，斯坦。”
我应该长舒一口气。我最终做了这个决定。然而，还有成千上万的问题接踵而至。如果我认罪，那么阿尔斯通高层会做何反应？如果企业切断了我的经济来源，那么我的妻儿要如何生活？他们肯定无法留在新加坡，必须要回到法国。至于我，我是自由了，但要以交保释金的方式独自留在美国，无法工作，继续等待判决。倘若如此，或许离婚会更明智些。我把法国的房子留给克拉拉，至少她有望以此保护家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