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和我讨论了这些得到的信息，迅速投入工作，准备第二天见报的后续报道。
几个小时后，我正站在头版编辑的身边，他在处理我的新报道，此时霍姆斯的脸出现在边上一台电视机里，是CNBC频道。我们中断编辑工作，将音量调大。她穿着自己常规的全黑色衣服，勉强摆出一副笑容，她扮演的是有远见卓识的硅谷革新者角色，正被试图阻碍进步的既得利益者抹黑。“当你努力想要改变的时候，就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她说，“首先他们觉得你疯了，然后他们打击你，再然后，突然之间你改变了世界。”但是，当吉姆·克莱默问到她文章中的特定内容时，比如公司使用第三方分析仪承担大部分的检测，她变得非常警惕，给出的是避重就轻和误导性的回答。
那天早些时候，我发过一份电子邮件给希瑟·金，告诉她我正在准备第二篇报道，要求希拉洛斯对我将要报道的事情给出他们的评论。金没有回复。现在我知道为什么了：在与克莱默的访谈快结束的时候，霍姆斯提到纳米容器的召回，颠倒过来说这是一个自愿的决定。她正在努力抢在我的独家报道前面。
我们迅速将我的后续报道片段发表在网上。它澄清事实，揭露是FDA迫使公司停止从病人指尖取血的检测，并宣布它的纳米容器是“未经许可的医疗设备”。第二天，我的报道占据了报纸印刷版的头版，给现在已经全面爆发的丑闻添加更多猛料。
我们的第一篇报道发表的那一天，霍姆斯并不在帕洛阿尔托。她在参加哈佛医学院研究委员会的一个会议。那天晚上她是在波士顿做的CNBC的访谈。直到第二天，她才飞回加利福尼亚，来应对日益加剧的危机。
那天上午，希拉洛斯发布了第二篇公告，在我们新闻行业看来，它相当于所谓的“不否认的否认”。“我们非常遗憾地看到《华尔街日报》仍然没有澄清事实。”它开篇就说，但在此之后它承认公司“暂时”回收了它那个小小的血液容器，它将其描述为一种预防性动作，以寻求FDA批准使用。
到临近傍晚的时候，一封邮件发给公司全体员工，要求他们在佩奇磨坊路大楼的餐厅里集合开会。霍姆斯不再是平时收拾得整整齐齐的样子。她的头发因为旅途奔波而凌乱不整。她戴上了框架眼镜，而不是隐形眼镜。与她站在一起的是巴尔瓦尼和希瑟·金。她以一种挑衅的语调对集合在一起的员工说，《华尔街日报》发表的两篇文章充满了心怀不满的离职员工和竞争者提供的错误事实。当你想要致力于搅动一个庞大的行业时，这样的事情注定会发生，强大的既有企业想看到你的失败，她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