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巴尔瓦尼的压力，但希拉洛斯公司说服了她的诊所接受公司提供的远程实验室服务，以抵消她对不准确的检测结果的说法。
不过，其他公开以自己身份发声的信息来源，比如盖里·贝茨医生、卡尔曼·华盛顿护士，以及莫琳·格伦兹——那位在感恩节晚上在急诊室待了好几个小时的病人——都没有被公司的恐吓策略吓跑。而艾伦·比姆和艾瑞卡·张继续作为幕后信息来源与我的报道合作，同样这样做的还有几位前员工。
由于仍然联系不上泰勒·舒尔茨（我通过电话找到他的母亲，给他留了信息，但徒劳无功），如果希拉洛斯已经成功地让他屈服，我觉得希拉洛斯一定会给我们一个签字的声明，类似于里扎夫医生和比亚兹莱医生的情况。不过，它无论如何也没法把他发给我的电子邮件抹掉。那些东西会为自己说话。
在避免报道发表的最后一次尝试中，博伊斯发给《华尔街日报》第三封长信，重复了会起诉报纸的威胁，并将我的报道贬斥为一个想象力丰富的头脑编造的精致幻想：
我想搞明白我们是如何陷入这样的境地：《华尔街日报》正在考虑发表一篇我们都知道是虚假的、误导性的、不公平的文章，并且会披露希拉洛斯作为商业秘密严格保护的信息。
问题的根源也许在于记者原始预设中的戏剧性，那预设可以归入“太过理想而无须审视”一类。正如卡雷鲁先生在与我们的讨论中所解释的，那预设是说，所有的学术界、科学界、医疗界对希拉洛斯取得的突破性贡献的认可，全都是错的；是说每一份此前发表的关于希拉洛斯的报道，包括《华尔街日报》自己发表的，都是公司有意误导操控的结果；是说通过兜售一种并无作用的技术和使用现成的商用设备来做检测——希拉洛斯伪装是用新技术做的——公司及其创始人根本上是在实施欺诈。这样一种揭露如果是真的，当然会是一篇强有力的调查性报道。问题也许在于，即使这一预设并非真实，但恰恰由于太过戏剧化而无法将其放弃。
信函要求与《华尔街日报》的主编格里·贝克（GerryBaker）会面。出于公正起见，贝克同意见面，但确认将邀请我和迈克参加，另外还有杰伊·孔蒂和报纸的责任编辑尼尔·利普修兹（NealLipschutz）。
10月8日，星期四，下午4点，我们再次与博伊斯在《华尔街日报》新闻编辑部六楼的另一个会议室会晤。这次，他带来了一个小一些的团队，成员包括希瑟·金和梅瑞迪斯·迪尔伯恩。跟在6月份的时候一样，金拿出一个小型磁带录音机，放在我们中间的桌子上。
尽管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