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月后，2008年11月4日，我将我的选票投给了贝拉克。那天我们早早到达了我们所属的投票点，它设在比尤拉·休史密斯小学的体育馆内，离我们在芝加哥的住所只有几个街区。萨沙和玛利亚随我们一起出发，她们俩都穿戴整齐准备去上学。即使在大选当天—或许正是因为在大选当天—我还是要送她们去上学。上学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能让大家安心。当我们经过无数的摄影师和摄像机进入体育馆，听到周围的人谈论着这件事情的历史意义时，我只是庆幸自己给孩子们带好了午饭。
这将是怎样的一天？它注定会很漫长，除此之外，其他的就没有人知道了。
之前，贝拉克每天都是在高压下度过的，因此那天他显得格外自在。他跟投票点的工作人员打了招呼，拿了一张选票，并跟每一个遇到的人握手，看上去非常轻松。我觉得这很正常。他能做的已经都做了。
我们并肩站在投票的地方，我们的女儿依偎在一起，看着我们各自在做什么。
我给贝拉克投过无数次票，从预选到普选，从各州竞选到全国竞选，而这一次也没有什么不同。投票对我而言是一项积极的惯例，需要我认真对待，抓住每一次机会。从小父母就会带我去投票，如今每次需要我投票时，我也会带上萨沙和玛利亚，希望她们习惯这件事，并且明白它的重要性。
我丈夫的职业让我得以亲眼见证政治与权力的微妙。我目睹了仅仅因为每个选区的个别选票之差，两名候选人乃至两种价值体系的结局就会大相径庭。如果每个街区都有少数人待在家里不去投票，这将直接影响到我们的孩子在学校里学习什么内容，我们将享受哪种医保方案，或者我们是否需要派兵打仗。投票既非难事，影响又极为深远。
那天，我盯着参选美国总统的我丈夫的名字旁边那个长方形按键看了好一会儿。经过近两年的竞选，明枪暗箭，历尽艰辛，现在就剩它了—我需要做的最后一件事。
贝拉克看着我的样子笑了起来。“你还没想好选谁吗？”他说，“还要考虑一会儿吗？”
除去那层焦虑和期盼，大选日几乎能算得上某种短暂的假期，某个恍如隔开过去与未来的间歇。你已纵身跃起，但是还未着地。未来怎样，你一无所知。数月来的一切都飞速闪过，如今时间却慢得让人无法忍受。回到家，我既要陪着家人，还要招待一些特地过来陪我们聊天和等待结果的朋友。
大选那天早上，贝拉克跟克雷格和其他一些朋友去了附近的体育馆打篮球。这已经变成了我们在选举当天的一项传统。贝拉克非常喜欢打一场你争我抢的激烈球赛，借此放松紧张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