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同父异母的姐姐—欧玛。跟我相比，他的成长经历充满动荡，但是他并不感到难过。他的故事是独一无二的。他的家庭生活让他学会了自立和乐观的处世态度。他的成长经历如此不同寻常，但他依然能成功地应对，这似乎也预示着他准备好将来承担更多。
一个温暖潮湿的傍晚，我和他一起去给一位老朋友帮忙—他做社区组织工作时的一个同事，问他是否可以去罗斯兰德的一个黑人教区做一场讲座。罗斯兰德位于南城远郊，20世纪80年代钢厂倒闭让这个地区受到重创。贝拉克也愿意花一晚上时间回到他曾经工作的地方，做一做之前的工作。我们走进教堂的时候，我意识到我们两个都还穿着在办公室里的衣服，我从未想过社区组织者都要做些什么工作。我们顺着楼梯走到一个地下室，低矮的天花板上挂着荧光灯，里面有大约十五名教区居民，我记得大部分是女人，她们坐在折叠椅上，正在闷热的房间里扇扇子，那个房间看起来应该还兼做日托中心。我在后面找了一个座位，贝拉克走到房间前面，跟大家打招呼。
对她们来说，他看起来一定就像是个年轻律师。我能看出她们在上下打量他，在判断他到底是个刚愎自用的外来者，还是肚子里真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这种氛围我非常熟悉。我小时候，姑婆萝比每周都在非洲裔卫理圣公会教堂[7]开办轻歌剧学习班，我也参与其中，那感觉和这个教堂很像。这个房间里的女人跟萝比合唱团里的以及外祖父去世后带着炖锅菜参加葬礼的女人并无不同。她们是好心的有社区意识的女人，很多是单身母亲或者祖母、外祖母，在没有其他人愿意来帮忙时，她们是一定会前来的人。
贝拉克把他的西装外套搭在椅背上，摘下腕表放在面前的桌子上，以方便看时间。在做完自我介绍后，他发起了一场持续了大约一小时的谈话。他让大家分享自己的故事，谈谈自己在社区生活中关注的问题。然后，贝拉克又跟大家分享自己的故事，把它和社区组织的原则联系起来。他在这里是要说服她们：我们的故事把我们彼此联结在一起，通过这些联系，我们是有可能控制不满情绪，并把它转变成某种有用的东西的。他说，即使是在场的各位—一个小教堂里聚集的一个小团体，身处一个感觉像被遗忘的社区，也能够建立起真实的政治力量。这需要付出努力，他这样提醒道。我们需要方针策略，需要倾听邻居的话，需要在缺乏信任的社区里建立起信任。这意味着你要让素未谋面的人给你一点儿时间或者付出他们薪水的一小部分。你可能会被拒绝十几次或者上百次，最后才听到一个肯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