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夏天，父亲开车沿着连接伊利诺伊州和新泽西州的平坦公路，把我送到了普林斯顿。但这不是一次简单的父女旅行，我的男朋友大卫也在车里。我受邀参加一个特殊的夏季新生培训项目，为期三周，它的目的是弥合“准备上的差距”，让某些即将入学的新生有更多时间适应大学生活，并提供很多帮助。我不太清楚我们被选中的原因，不知道我们的申请资料中的哪个部分使学校认为我们可能会从这个项目中受益。在培训中，我们需要阅读课程大纲，并提前熟悉校园各建筑之间的路线。不过，此前两年克雷格也参加过这个项目，它似乎是个机会。所以我把行李收拾好，和母亲告别，然后上车出发。离别时，我和母亲都没有掉眼泪或者很伤感。
我离家心切的一个原因是，在那之前几个月，我一直在芝加哥市区的一家小型装订厂的流水线上工作，操作着一把工业用胶枪，每天工作八小时，一周五天，工作乏味得让人想z.sha。不过这也让我更加觉得上大学是个好主意。大卫的母亲在那家装订厂上班，是她帮我们俩找到了这份工作。我们整个夏天都在并肩作战，因此工作变得还可以忍受。大卫比我大两岁，他聪明而温柔，是个高个子的英俊男孩。他和克雷格先成了朋友，那是几年前，大卫过来看望他住在“欧几里得林荫路”小区的亲戚，在罗森布朗公园的篮球场上认识了克雷格。最后，我们俩成了男女朋友。我上高中的时候，大卫到州外读大学，刚好没有成为我学业上的干扰因素。但在节假日和夏天，他会回到位于芝加哥西南远郊的家和他母亲一起住，并且几乎每天都开车过来找我一起外出。
大卫脾气随和，比我之前交往过的男朋友成熟。他会坐在沙发上和我父亲一起看球赛，跟克雷格开玩笑，同我母亲礼貌地聊天。我们有过真正的约会，去红龙虾餐厅吃我们认为高档的晚餐，还去看电影。我们在他的车里亲热。白天在装订厂，我们拿着胶枪边干活边聊天，旁若无人地说着俏皮话，直到最后无话可说。我们两个对这份工作都算不上投入，只是想攒点上大学的生活费。我反正很快就要离开，也不打算再回到这家装订厂。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已经离开了，我的心已经飞往了普林斯顿的方向。
所以，在那个8月初的傍晚，当父亲、男友和我一行三人下了一号公路，驶入通往普林斯顿大学校园的那条宽阔的林荫大道时，我已经做好了迎接新生活的充分准备。我准备好了把两个行李箱拖入培训期住的宿舍；准备好了和一起参加培训的同学（主要是少数族裔和低收入家庭的学生，还有几个运动员）交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