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山，你好帅，”一个当时来为他加油的辣妹有些兴奋地说，“真的，我都哭了。你比完还接受采访，太厉害了。”
“嗐，那队伍挺弱的，小意思。我的目标可比这个高多了。”
“可我激动坏了，周围的人也都喊着你的名字，兴奋得不行。”
“我自己倒是更忘不了第二场的逆转助攻，补时的高速反击。”
“是啊，是啊，我也很激动。”
世人多半都希望实名报道。
举例来说，当在便利店或饭店里拍“恶搞”视频、在社交网络上发表歧视言论的初高中生激起众怒时，网民根据其账号从前的发言来人肉当事人的案例不胜枚举。真名自不必说，学校名、打工地点，有时候连住址都会被挖出来。
个人信息会以惊人的速度扩散。这正说明，人人都认为应该公布实名。
近年来令人目不忍视的少年恶性犯罪层出不穷，保护加害者的《少年法》第六十一条只能说是过时了。法律也需要更新换代。
市民团体举行了要求公开少年加害者真名的签名活动，现在已收集到一万两千人的签名。
例屡见不鲜。《少年法》的局限就在于此。
少年A。
少年B。
少年C。
都只有符号的意义。
辣妹不像是懂得那记助攻精彩在哪里的样子，但毕竟是在夸他，他自然受用。
他们又津津有味地聊了会儿足球。
没聊多久，一个朋友提起爱美被害案，话题就转到了案子上。
“仅仅为了爱美，也非判凶手死
《少年法》必须改变。
文章中有掩不住的怒气。
正纪对足球的激情熄了火，却弄到了和朋友聊天时的谈资。和足球比赛一样，他在聊天时也爱当主角。
他关掉房间的灯，直接上了床。
到了午休时间，正纪在六个人的小团体里侃侃而谈。他拿桌子当椅子坐，兴致勃勃地讲他的足球。这次讲的是他在东京预选赛上上演帽子戏法的那一场。
盗窃的少年、强制猥亵的少年、诱拐儿童的少年、杀人的少年，在报道中都叫作少年A。如果是多人犯罪，就加上B、C、D——字母不断增加。
从发现被捕的犯人是少年的那一刻起，犯人就不再有“脸孔”，而只是单纯的“符号”。社会只会记住残忍的罪行，犯人却被遗忘——不，犯人没有名字，所以一开始就不会被记住。
如果法律只会让案件被淡忘，那又有何意义呢？
与此同时，无论被害人家属何等伤心，如何请求，被害人的真名与个人信息都会被公之于众，名义是“如果不是实名报道，就难以保证案件的真实性（是否真的发生过）”“为了公众性与公益性”。
照这种逻辑，不更应该公布犯人的真名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