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结束之后就回上海家里探亲去。
1965年秋天,老彭主动来敦煌看。那是毕业之后们第次见面。常书鸿先生十分重视,特地打着武汉大学要来个教授旗号借辆车去接老彭。老彭同事这时候才知道,原来那位敦煌同学是个“飞天”。同事也很关心,说们俩还没结婚,就让老彭住到同事他们家里,常书鸿和几位敦煌研究院老先生对老彭都很好。那些日子,带着他看敦煌许多洞窟。从考古到艺术,们俩无话不说,直说到深夜还觉得有说不完话。但是关于们未来,谁也不敢轻易触碰。两个人相距万里,难道将来每天都要承受这种两地分离痛苦吗?如果病呢?如果需要人陪伴呢?如果有孩子呢?许许多多问题压得们喘不过气来。就在这种极度幸福和极度茫然中,们两人在起度过美好八天。老彭快走时候,还带着他去爬鸣沙山,们在山上还留影。
他要回武汉时候,去送他。老彭拉起手,轻轻地对说句:“等着你……”流泪,知道这句话分量。就直怔怔地看着汽车开走,前方是他路,背后是路。虽然他说“等着你”,已经明明白白告诉他心意,但是心里并没有因此而变得舒坦些,好像有什东西梗在喉咙口。这是所期盼,又是所无法承受,无法给予回报。
1966年,动乱开始。1967年元月,“串联”到北京,还专门去拜访他大哥大嫂。大哥大嫂对说:“小樊,你们俩该结婚。”就这样,在兄嫂安排下,到武汉去找老彭。
原定老彭到武昌火车站接,结果到站后,左等右等,就是不见他人影。心里感到很害怕,担心他发生什事,心想不能继续等下去,决定自己步行去武大。从大东门摸到武汉大学,走很长路,终于看见写着“武汉大学”几个字那个牌楼。进校门,路打听着找到老彭湖边五舍宿舍。结果他不在,原来是到火车站接去,们俩走岔。就在宿舍门口等他,南方没有暖气,冻得哆哆嗦嗦。当老彭满身大汗地回来时,感到非常委屈。进屋后,发现屋里和外面样冷,于是就钻到被窝里抱着个热水杯子,边生着气边打着哆嗦。他个劲儿安慰,说去车站接,却没有接到,也是急得要命呢。
当时武大青年教师是两个人间宿舍,和老彭合住那位同事当晚把房间让出来,给们俩当新房。结婚要买新床单、新被子,都是老彭张罗,武大同事还送给们《毛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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