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有不少记者采访过我，写过关于我的报道，也有不少人提出要为我写传记。我都不假思索，一一婉拒，我觉得自己没什么可写的。后来，我的一些同行、同事、朋友也希望我写一部回忆录，出版社和媒体的朋友也都主动约我写口述历史。于是我不得不认真考虑他们的建议。
我想，大家之所以反复建议，是因为我是莫高窟发生巨变和敦煌研究院事业日新月异的亲历者、参与者和见证者。我今年八十一岁，已经在敦煌工作五十七年了。以我在敦煌近六十年的所见所闻，为莫高窟的保护事业，为敦煌研究院的发展留史、续史，是我不能推卸的责任。可是，我过去从未想过要写自传，上了年纪就更没有精力去写，真的要写不知会写到猴年马月。
真是天意！2014年，北京大学有几位教授来莫高窟考察，我和艺术学院的顾春芳老师一见如故。我翻阅过她的书和诗集，知道她主要从事美学、艺术学、戏剧学的教学和研究。古人说文如其人，她博学多才、能文能诗，学术造诣深厚，天赋悟性很高，治学严谨，才思敏捷，文字透出才气和灵气。之后通过几次交流和接触，对她有了更深的了解，我越发感到这是一位值得信赖的学者，我们结下了真挚的友情。所以，当她说希望访谈我的时候，我欣然接受。
这本书的基础是我们俩长达十天的访谈内容。因我特别信任她，访谈时完全处于放松状态，问什么就说什么，敞开心扉毫无保留。北京和敦煌相隔遥远，见面不容易，我就想利用有限的时间多提供给她一些材料。为了保证我所说的关于敦煌历史、敦煌艺术、藏经洞文物、壁画保护等内容的准确性，她后来又去查阅了大量敦煌学的论著、画册、文集，包括《敦煌研究》等文献资料，下了极大的功夫。
顾老师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十分繁忙，她之前也并非从事敦煌学研究的学者，为了这本书，她要补充敦煌学方方面面的材料，其难度和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有一回我到她的办公室，看到了一大堆关于敦煌的书籍和资料，令我非常感动。当我看到顾老师撰写完成的初稿时，我感到这本书已经大大超出了我最初的想象，令我既感到惊讶，又十分佩服。我觉得她很辛苦，我有责任配合她做好书稿的校对工作。
顾老师深知我与敦煌是不可分的，我一生的事业以及我绝大部分的时间都在敦煌，写樊锦诗这个人如果脱离了莫高窟的保护、研究和弘扬，而只是简单重复网上多次发布的那些报道，就写不出一个真实而又完整的樊锦诗。为此，她设计了一个合理又系统的框架，深挖莫高窟的重要价值和敦煌研究院的重大事件，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