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我们的父母走了，把我们留给两个可能是罪犯的人照看。我们当时住在伦敦一条名叫卢维涅花园的街上。一天早上，要么是母亲，要么是父亲提议全家人早饭后坐下来谈一谈，他们告诉我俩他们要离开我们到新加坡去上一年。算不得太长，他们说，可也不是一趟短暂的旅行。他们不在的时候，我们当然会得到很好的照顾。记得父亲道出这个消息时，坐在某一把那种不太舒服的铁制花园椅上，母亲则穿着夏天的裙子站在他背后，看我们作何反应。过了一会儿，她抓过姐姐蕾切尔的手来抵在腰上，仿佛能给它带来温暖。
我和蕾切尔都没有作声。我们望着父亲，他正在跟我们详述这趟行程的细节，他们要乘的是新式阿弗罗都铎I型飞机，是兰开斯特轰炸机的后裔[1]，巡航速度每小时可以超过三百英里。在到达目的地前，他们必须至少转两次机。他解释说，他升职了，要去接管联合利华设在亚洲的办事处，这对他的事业来说是更上层楼，会给全家人都带来好处。他说得很严肃，母亲听着听着侧过身子去看她那八月的花园了。父亲讲完后，母亲看我一脸迷茫，就来到我身边，用手指梳弄我的头发。
我当时十四岁，蕾切尔快十六了，他们跟我们说，假期里会有一个监护人来照顾我们，母亲用的就是这个词。他们说那人是他们的一个同事。我们已经见过他了——我们一直都管他叫“蛾子”，这名字是我们给起的。我们家里都有起外号的习惯，这表明我们是一个有伪装的家庭。蕾切尔早就告诉过我，她怀疑那人的身份是罪犯。
这样的安排显得有点奇怪，但在战后那段时期，生活依然没有头绪，依然有点乱，所以我们对这样的安排并没感到有什么不寻常。我们接受了这个决定，是孩子都会接受的，也接受了由“蛾子”在父母不在的时候照顾我们。他最近成为了我家三楼的房客，是个低调的人，个子虽然大，但举手投足都带着羞怯，还真有点像蛾子。爸妈肯定认为他是可靠的，至于他们看没看出来蛾子是罪犯，我们说不太准。我猜想，曾经家里也有人努力要让我们的家庭变得其乐融融。父亲隔三岔五会叫我陪他去联合利华的办公室，周末和银行休假日那里通常都没人。他在那儿忙自己的事情，我就在那栋大楼的十二层瞎逛，宛如置身在被遗弃的世界中。我发现，所有办公室抽屉都是锁着的，废纸篓里空空如也，墙上没有画，不过父亲办公室的墙上倒是有一幅大大的立体地图，标出了公司在海外设的点：蒙巴萨、可可群岛、印度尼西亚。离本土稍近点的有的里雅斯特、赫利奥波利斯、班加西、亚历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