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谈到庇隆，但尽量回避他的名字。他告诉我，听说在以色列，人们在试用新的自动铅笔时，不会写自己的姓氏，而是写下希伯来人自古以来的宿敌——亚玛力人(90)的名字，然后会马上擦掉这个在千年前曾屠杀掠夺希伯来人的民族。博尔赫斯说每次他都会尽可能擦除庇隆的名字。据博尔赫斯所言，1946年庇隆上台执政后，所有想要谋得官职的人都必须支持庇隆主义。由于拒绝加入庇隆党派，博尔赫斯从原本的市立图书馆助理的岗位被发配到当地的市场做禽兔稽查员（在外人看来，这已是比较友善的发配，但最终博尔赫斯被派去出任养蜂署的稽查员还是很荒谬）。自从1938年博尔赫斯的父亲去世后，博尔赫斯和母亲的生活就完全依赖于他做图书馆馆员的工资；被辞退后，博尔赫斯必须找到其他的谋生方式。尽管他很害羞，但还是开始进行公开演讲，讲话的风格和声音一直延续到今天。我观察过他是如何准备在意大利文化学院的演讲的：他会逐句背诵，逐段重复，直到没有一点磕巴，把反复推敲后的措辞都准确地记在脑中。“我的公开演讲就像是一个害羞者的复仇。”他笑着说。
尽管博尔赫斯充满人道主义，但有时他的偏见也让他看起来幼稚得出乎意料。有一次，他谈到通俗的种族主义，措辞却让敏锐聪明的读者瞠目结舌。比如，为了说明黑人的自卑感，他就曾谈到非洲文化在普遍意义上的缺失。而在这种情况下，与他争辩或试图原谅他都毫无意义。
在文学领域也是如此，他的观点可能更容易被视为一种同情或心血来潮。博尔赫斯对很多作家评价都不高，但将这些作家的名字放在一起也足以构成一部具有说服力的文学史：奥斯汀、歌德、拉伯雷、福楼拜（除了《布瓦尔和佩库歇》的第一章）、卡尔德隆、司汤达、茨威格、莫泊桑、薄伽丘、普鲁斯特、左拉、巴尔扎克、加尔多斯、洛夫克拉夫特、伊迪丝·沃顿、聂鲁达、阿莱霍·卡彭铁尔、托马斯·曼、加西亚·马尔克斯、豪尔赫·阿马多、托尔斯泰、洛佩·德·维加、洛尔迦、皮兰·德娄……过了青年时代的实验尝试阶段后，博尔赫斯不再喜欢为了新奇而新奇。他认为作家不应该让读者感到惊讶。对他而言，文学应该同时呈现“出其不意”和“情理之中”。他忆及尤利西斯在饱经风霜后，看到他那葱郁的伊萨卡岛竟哭了起来，于是写下“艺术是那恒久苍翠的伊萨卡，不是风险”的诗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