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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晤士报文学增刊》(TLS)有个线上栏目,叫“二十个问题”。开头十个都像是正经采访:你觉得最被高估的作家是谁,最被低估的是谁,最难写的主题是什么,度假的话带什么书;后十个,神色一变,逼你快问快答:T.S.orGeorge(你喜欢T.S.艾略特,还是乔治·艾略特),萨特or加缪,普鲁斯特or乔伊斯,克瑙斯高or费兰特。后面这些选择题会为来宾微调,但背后的逻辑优雅、简明、通彻到像个一流的数学公式:你就是你的好恶。为偏心而奋斗终生。
每次采访对象只要名字见过,我都自动把链接打开。在一个时时刻刻排山倒海而来的文学世界里,这种简化了的景致让人安心,像是一条林荫道,左右左右排出去的二元对立,通向一个文人的灵魂。就我个人而言,好像有生之年大半的用功都是为了能多回答几道这样的选择题,或者是我隐约认为,只要有底气回答得了足够多这样的问题,就算懂文学了。
从TLS的那套问卷里也看得出,有些or是大过另一些or的,类似你碰到一个球迷,或早或晚总得知道他觉得是梅西好还是C罗好,如果意见相左,那半夜还是不要约出去看球了。不管是纸上还是纸下,我的文学相亲里,看能否和对方共度余生,也有个终极问题—已经不算是选择题了,因为你很难给他找一个相称的对手—“你喜不喜欢纳博科夫?”
八十年代刚开头,金斯利·艾米斯给最要好的朋友写信,菲利普·拉金,基本上就是在问这个问题:“你怎么看纳博科夫?好啦,去他娘的!美国文学一半的问题就出在他身上……这一边也有不少笨蛋被他整昏了头,还有—或许你也想说,是包括—我的小马丁。”马丁·艾米斯从来不讳言,自己的书父亲一直读不完,他最好的一本《金钱》(Money),金斯利读到一半把小说甩到书房另一头。
虽然没有类似的父子情分要顾念,但很多作者我还是会周期性地重新检讨自己对他们的厌恶。有些名家,就是越嚼越咽不下去,没有办法。比如奈保尔。想起去年看到亚历克斯·比姆(AlexBeam)出了本书,叫《宿怨》(TheFeud),讲纳博科夫译奥涅金,恩人、挚友艾德蒙·威尔逊说他乱翻,纳翁要面子,反目成仇。里面突然奈保尔插话,叫嚣:“纳博科夫那算什么风格?都是假的,把注意力都吸引在语言上。美国人就爱这样。那么些个好看的句子。有什么用?”
事态已经很明朗了。金斯利不喜欢儿子写的东西,恨的是马丁趣味里的那个纳博科夫;而我无福消受奈保尔,一定是他文学里的那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