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学断代史出身。现行中国断代史体系把1840年前的中国历史（所谓中国古代史）分成两段，唐末以后是一段，先秦到唐末是一段，我所学的魏晋南北朝史，属于前半段。这两段差别比较大，通史课也一般是两个老师分开讲。因此做古代史前半段的不仅有异于近代史（更不用说有异于各位这样做社会学民俗学人类学的），而且有异于研究唐以后中国史的。在政治敏感的学术环境里，似乎做前半段的更加能够逃避或隐藏知识分子的现实关怀与当下焦虑。大概是因此，我一开始研究魏晋南北朝的民族问题时，几乎没有任何与现实直接相关的考虑，更没有想到要把中古早期的民族问题与中古以后、特别是明清以后至当前的民族、族群问题联系起来。然而随着时间和研究的推移，这种古今问题之间的联系和对话，似乎无可阻挡地出现了，有时成为一种动力，一种启示，有时又成为一种困扰，一种牵累，一种让人不再轻松、不再乐观的暗黑力量。
葛兆光老师所立的这个题目“历史中国的内与外”，也是我一直非常关心的一个重大问题。我以前讨论走马楼的吴简中的“真吏”时，意识到这个“真”和睡虎地秦简里的“真臣邦”的“真”，真相对于表（外）而言，是某种意义上的“内”。依据秦简，以华夏为中心的世界秩序是这样的：华夏以外的世界都不是华夏，但非华夏世界又是有分别的，分别就在于有些已经归附，有些还没有；归附了的可以看作“内臣邦”，没有归附的则是“外臣邦”。内臣邦，即真臣邦。这种分别，与后世所谓“生番”、“熟番”是一样的。吴简的“真吏”，就是已进入孙吴统治、却又保留了某种特殊身份的“夷民”基层组织的乡吏。这是古代华夏世界多重内外分别的一个例证。
北魏官制中，有一些属于内亚传统的官职，常以“内”为名，如内行令、内三郎、内侍长等，在代北祭天大典中，内外分别尤为清晰。我曾把历代王朝的内外观念和阿尔泰系统各语言的内外观念做了一个比较，发现大家都在谈“内外”，但说的都不一样，各有特定的意涵。北朝、辽、金、元所说的内外，所指也都不各不一样，如果不了解其特定的内外概念，就无法理解这些王朝的政治结构。内外观念当然是高度流动的，但在某一体系、某一时期之内又是相对稳定的。
讨论中国传统王朝的政治理念时，常见引用“天子无外”、“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些话来阐释古代的“天下观”。在抽象的思想和理想层面，也许可以这么做。但在政治实践中，怎么可能“天子无外”呢？任何时代王朝向外扩张的边界都是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