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领导的小组已经连续发表他们对蒙古北部Egyin河谷出土的匈奴时期人骨DNA的分析，比如2003年在《美国人类遗传学杂志》上发表的《蒙古Egyin河谷两千年前墓地的细胞核和线粒体DNA分析》，在此基础上，该小组试图描画蒙古高原及中亚古代人口迁徙的路线图，比如2006年在《美国体质人类学杂志》上发表《蒙古国的人口起源：古今DNA的结构分析》，2009年又在《人类遗传学》上发表《古DNA对南西伯利亚库尔干（kurgan）文化人群历史的新启示》。他们以自己采集的古今DNA样本为起点，参考各类基因库数据，建立起新的分析框架，比如说，兼顾父系Y染色体和母系线粒体的双重数据，不仅在方法上比过去有所推进，而且确定了一些数据标准。正是这些数据标准，成为Kim团队区分蒙古人和印欧人的基础。而且不止于数据，更重要的是数据的历史应用。比较一下Kim团队所使用的关于历史上人群分类的概念，几乎都见于凯泽—特拉基小组的论文，比如古印欧语向东扩张、库尔干文化的扩张与迁徙、斯基泰与游牧文化、蒙古人种、塔里木干尸等，可以说继承或共享了近代欧洲东方学中的那种印欧中心主义的历史学关怀。
匈奴社会里出现了一个欧洲人，这个检测结果的历史解释必定会引发众说纷纭，不过有意思的是，即使对于这个检测的技术过程，也有专家提出了严厉的指责。现居美国的前苏联生物医学领域的顶级科学家阿纳托利·克里沃索夫（AnatolyA.Klyosov）写了一篇毫不客气的批评文章，对Kim团队的基本数据和论证逻辑进行了细致的检验，发现了检测数据和文献依据方面的许多漏洞，比如把R1a1说成“库尔干文化”人群的基因特征，就是一个常见的错误，因为更多地区和更多文化类型的人群都具备这种基因，而且现有数据显示，与其说R1a1起源于欧洲，不如说更可能的是起源于东亚。因此，出土于DuurligNars匈奴墓地的这个人，并不能说是“西部欧亚的男性”，而只是一个带有Y染色体R1a1基因类型的男性，他既可能来自欧亚草原的东部地区，也可能来自南西伯利亚，或其他地方。
克里沃索夫批评说，以R1a1基因类型的存在来支持“库尔干文化扩张与迁徙假说”没有科学依据，不仅跨越了年代学的严格规范，也把文化的传播与血缘的扩散混为一谈。更不要说“古印欧语”只是一个语言学分类，而语言的传播与扩散从来就不会与人口变迁具有同样的速率和模式。描述古基因所代表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