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3月2日,尼古拉二世退位,权力移交给了临时z.府。俄国被宣称为“世界上最自由的国家”。此前被普遍斥责为专制政治的象征的流放制度崩溃了。新z.府宣布实行大赦,88000名囚犯因此获释,包括近5700名政治犯和约68000名罪犯。另有14500名囚犯被g,m群众释放。在随后的几个月里,大规模逃跑也成为常见之事。4月25日,临时z.府正式废除流放这种惩罚手段。1
随着西伯利亚监狱的大门打开,从这些监狱中走出的政治犯往往怀有一种摧毁旧政权残余的坚定决心。伊尔库茨克的g,m群众以一种迎接英雄的方式欢迎从亚历山德罗夫斯克中央苦役监狱里释放出的政治犯,这些政治犯走上讲台发表演讲。“他们的眼睛兴奋地发光,很多人憔悴的面庞表露出他们曾遭受的苦难。”民族志学者伊万·谢列布连尼科夫写道,“他们的演讲是那种狂热分子的演讲,洋溢着坚定不移的信念……他们从属于自己的观念,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大司祭,诞生于[g,m性的]地下组织和沙皇的监狱中。”2
1917年有一件具有讽刺意味的事:g,m本应破除沙皇专制政权曾长期用作对抗颠覆活动的武器的流放制度,但并没有破除。监狱看守、流放*员和警卫突然被剥夺了权力,并且很容易受到他们以前的囚犯的报复。西伯利亚流放和监狱制度到1917年底仅存的表面秩序,被1918至1920年间席卷这片大陆的内战铲除了。流放者、囚犯、他们的家人和*员卷入了战斗、难民队伍、饥荒和流行病构成的大漩涡中。对于一个代价如此巨大却几无收获的制度来说,这是一个适切的不光彩结局。3
然而,西伯利亚只是暂时交出了它的囚犯。1917年以后,流放和苦役将彻底改变,在科学、理性和工业化的时代,惩罚手段将有所改进。布尔什维克党人没有从沙皇那里继承一个运作良好的刑罚制度,但他们确实继承了一套非常相似的现实困境:如何从广袤寒冷的泰加林和冻原地带中开采大量有价值的矿产资源,以及如何遏制苏维埃国家内的犯罪和颠覆活动。1917年以后,布尔什维克党开始以自己的热情和严厉来迎接这些挑战。
流放到西伯利亚的制度,不再是主要关于强制孤立和刑罚流放罪犯和持异议者(并让少数特别危险的人从事强制性劳动)。现在,出于“净化社会”的需要和“个人改造”的预期,这个制度要按工业规模坚决地利用罪犯劳动。遥远的沙皇时代流放定居地(如中科雷姆斯克)和监狱(如鄂木斯克)发展成了主要的劳改中心。古拉格在新闻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