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这个观点与俄国新获得的殖民帝国的身份相协调。2例如，博学多识的米哈伊尔·罗蒙诺索夫把西伯利亚河流（如勒拿河）比作尼罗河，为这片大陆的自然财富献上了颂歌，并于18世纪60年代初声称：“西伯利亚将促进俄国帝国力量壮大。”叶卡捷琳娜大帝也曾把西伯利亚设想为一个自给自足的殖民地带。3但是，在她统治的末期，西伯利亚散发出的诱人光芒以及它所承载的殖民乐观主义开始变得暗淡。
在16和17世纪不断东扩的皮毛贸易在18世纪急剧衰退，而由彼得大帝开创的冶金厂无法比拟“软黄金”的经济重要性。随着西伯利亚的经济意义减弱，它作为刑罚殖民地的地位提升了。与此同时，对于俄国z.府和很多受过教育的俄国公众来说，西伯利亚作为一个金矿的形象逐渐被一幅贫瘠、冰冻的亚洲荒地的险恶图景所取代。一名北极探险家曾在1830年评论：“［西伯利亚］这个名字本身就足以让一个俄国人恐惧，俄国人在这个名字中只看到了他（她）会与自己的故土永远分离，看到了一个无法逃离、始终不变的巨大地牢。”41841年，《祖国纪事》杂志恰如其分地总结了西伯利亚在公众印象中的惨淡悲观形象。它详述了西伯利亚无法融入贸易路线的情况：“只要现有的自然法则在我们的世界仍然存在，那么鄂毕河和勒拿河的河口就会被冰封住……西伯利亚注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一片荒原。”作者断定，如果西伯利亚的“大片积雪”都换成真正的水，这至少将便利与远东地区的海上贸易，那么俄国将变得非常富有。围绕着一个冰封雪裹、无法穿越的西伯利亚的诸多形象在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发生了彻底改变。开通到东西伯利亚的海路，不仅仅在西伯利亚与俄国欧洲部分之间建立起了真正的联系，也建立起了头脑世界中的联系。5
在这些对西伯利亚的变换看法中，流放制度占据着模糊的地位。一方面，西伯利亚的惩罚和殖民功能在理论上是兼容的，而且这一推定源于流放制度的本质。米哈伊尔·斯佩兰斯基在1822年的改革设想把流放者和苦役犯最终改造为遵纪守法、积极进取的定居者，他们将生活在西伯利亚，并且用自己的文化和勤劳将西伯利亚和俄国欧洲部分联系到一起。另一方面，只有让西伯利亚的流放者生活在落后和艰苦的环境中，西伯利亚才能保证惩罚效果。这个未解决的矛盾在英国的澳大利亚刑罚殖民地已经出现过，在19世纪，这个矛盾一直是流放制度的核心问题。
无论俄罗斯帝国对西伯利亚的设想有多么宽广，刑罚殖民这个想法正在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