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至不知道她们
丈夫身在何处。伊万·斯扎萨克是
个被判处在涅尔琴斯克服二十年苦役波兰人，几年来，他妻子不断写信向当局询问丈夫身体状况和下落。几番询问只是显示出，斯扎萨克最后次登记在册，是在1868年1月5日离开托博尔斯克前往托木斯克，之后便消失
。二十五年后，弗朗西斯卡·斯扎萨克仍在设法弄清楚她丈夫怎
样。14
正如十二月党人妻子所发现，旦妇女跟随丈夫到西伯利亚，国家便不允许她们返回俄国欧洲部分。《流放者章程》规定，自愿陪同丈夫妇女只有在丈夫死亡情况下，或者是因为丈夫在流放期间犯下更多罪行而婚姻被解除时，才可以返回家乡。换句话说，当本身没犯任何罪妇女跟随丈夫到西伯利亚后，她们被剥夺法律保护和法律权利，和她们丈夫同处于公民权死亡状态。15
这些法律在原则上维护婚姻神圣性，但些更为平凡缘由也起到作用。1842年，内政部向圣彼得堡参政院致信，要求明确示意，在西伯利亚流放者妻子是否可以获准暂时返回俄国欧洲部分料理家事，如家人死亡、遗产继承等事务。这项提案是要给予这些妇女因事而论离开机会。然而，国家参政院拒绝对法律进行任何改动，只是给出个解释：允许妇女哪怕回去很短段时间，“不仅会损害家庭关系”，还可能带来“有害后果”。返乡者可能会“散布关于西伯利亚生活虚假消息，从而阻碍未来移民迁移到那里”16。
许多妇女没有被告知，陪同丈夫这个决定具有不可撤回性质，直到到达西伯利亚后她们才知道。1873年，亚历桑德拉·乌斯片斯卡亚自愿跟随自己丈夫——个政治流放犯——去往涅尔琴斯克。当她和孩子到达后，她被告知，如果要看望自己丈夫，那她将失去所有公民权利，而且只要她丈夫活着，她就不能返回俄国欧洲部分。乌斯片斯卡亚不敢走出这样步，但她被允许留在镇上，这样，在她等待丈夫被释放到定居点期间，她可以离丈夫近些。她找份助产士工作来养活自己和孩子。两年后，1875年11月，她丈夫因为身体不好和精神抑郁而试图z.sha。狂乱亚历桑德拉·乌斯片斯卡亚请求当局允许她“在监狱看守和警卫严密监督下”探视他。没有人告诉她，如果这样做，哪怕是在这种极端情况下，她也会丧失公民权利和返乡可能性。后来，当她请求离开东西伯利亚去拜访在圣彼得堡母亲时，这个请求被拒绝。在经过广泛游说后，她从沙皇本人那里获得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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