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都是在犯罪。总之，经过充分考虑，
们决定逃离俄国”24。行动和人权都是19世纪30年代
共和思想核心。这些伦理原则为米加尔斯基决定赋予
种超越悲痛返乡愿望政治意义。逃离是种具有波兰爱国主义反抗行为。
在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确实有大量波兰人逃跑。通常，在他们刚抵达刑罚定居点几个月，弄清楚监禁和强制劳动条件后，他们就逃走。阿兰·罗吉茨基于1835年1月27日抵达伊尔库茨克西北约七十千米处亚历山德罗夫斯克刑罚酿酒厂，3月9日，他逃跑。3月底，列昂·罗曼诺夫斯基抵达伊尔库茨克盐场，5月4日，对他追捕也开始。251835年6月22日夜间，波兰十月起义领导人彼得·维索茨基与来自亚历山德罗夫斯克刑罚酿酒厂六名同志同潜逃，国家反应十分严厉。维索茨基和他同伴只在森林里躲两天便被再次抓获。审讯时，维索茨基同谋供认，他们领导人计划夺取武器，然后和伊尔库茨克盐场波兰流放者同经过印度返回波兰。逃犯携带亚洲和俄国欧洲部分地图似乎证实这种普罗米修斯式野心。现场军事法庭对维索茨基和他同谋量刑较轻，即十六到二十四下鞭打。涅尔琴斯克矿区负责人斯坦尼斯拉夫·列巴尔斯基少将认为这种惩罚不足以起到威慑作用，将刑罚加重为帝国最可怕肉刑之。维索茨基和他同志每个人都要遭受五百名士兵“夹道鞭笞”26。
列夫·托尔斯泰1903年短篇小说《舞会之后》生动描绘夹道鞭笞，这种刑罚方式在19世纪俄国军中和欧洲各地军队当中均使用过。罪犯衣服被褪至腰部，然后他要在两列士兵之间跑过，每个士兵手里都拿着根桦树条，在罪犯跑过时要重重地鞭打他。队列中最多会用到千名士兵，罪犯有时被要求在他们之间跑上六次，因而要遭受六千下可怕鞭打。1834年，尼古拉世把士兵人数减半，但西伯利亚总督认为这项特赦不适用于流放者。1851年，夹道鞭笞取代鞭刑，成为西伯利亚最可怖惩罚方式。27
维索茨基和他同志熬过夹道鞭笞，然后“在密切监视下”作为苦役犯在不同工厂中戴着镣铐劳动。他们每个人都有四个月是被锁在手推车上，这是种专门对最危险惯犯实施惩罚。随后，维索茨基被送到可怕阿卡杜伊矿区定居点，在那里，他直被关押着，“直到他品行调整过来”。然而，即便他“表现得确实很好”，他仍戴着镣铐。在凄惨监狱里，他与米哈伊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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