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地方此前比波兰王国更好地融入了帝国。那里的起义者中有许多人是波兰贵族，他们由现场军事法庭审判并被立刻枪决了。波兰人的俄国盟友被处以尤其残酷的处罚。其中包括来自圣彼得堡以北的维堡省的尼基塔·甘巴尔斯基，他被认定“参与1831年的叛乱、谋杀、纵火和其他罪行”，因而被判处用桦树条鞭打120下并终身服苦役。8
维索茨基被判处死刑。法庭建议他向沙皇求饶，维索茨基回答：“我当初拿起武器并不是为了日后来向沙皇请求怜悯，而是为了让我的同胞不用再向沙皇请求怜悯。”也许是因为尼古拉一世不愿再出现十二月党人领袖的牺牲事迹，他将维索茨基改判为在西伯利亚服苦役20年。9在19世纪30年代，成千上万名波兰人随流放队伍向东行进，跋涉两年到达目的地。仅仅在1832至1835年，就有大约900名波兰政治犯经过托博尔斯克流放事务
部。1019世纪出现过两次波兰人大规模流放，这是第一次；第二次是在19世纪60年代。这些波兰人后来被称作“Sybiracy”，即波兰语中的“西伯利亚人”。
波兰流放者努力在荒凉的西伯利亚刑罚定居点保存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文化认同。如果说西伯利亚把十二月党人从俄国社会令人窒息的等级制度中解放了出来，使他们能够把自己的共和主义理想付诸实践，那么西伯利亚带给波兰流放者的只有被遗忘。然而，在这些西伯利亚人孤独、痛苦地保持自己的根基和理想时，他们创造出了震撼人心的牺牲故事，这样的故事非常有助于巩固波兰浪漫主义的民族主义。没有哪个人比文岑蒂·米加尔斯基更适合做他们的这番努力的例证。
在十一月起义遭到镇压之后，七八千名起义者逃脱了被逐去西伯利亚的威胁，他们越过了波兰王国的西部和南部边境，移居外国。许多人在不同的共和主义组织中活动，这些组织组成了“青年欧洲”（“青年波兰”本身仿照了朱塞佩·马志尼的“青年意大利”）。这个大陆范围的g,m性先锋团体经常以在法国东部城镇的共济会集会处为活动中心。这些波兰人加入了这个团体后，把自己看作了g,m运动的先锋，这场g,m运动将把他们自己的家园从专制统治中解放出来，并继而鼓舞俄国本土的g,m。在巴黎的波兰民族委员会的首批活动之一，就是向俄国人发出一个友好的公告（部分是由密茨凯维奇起草的）。这份公告致敬了十二月党人，提倡创立一个由斯拉夫民族组成的自由联邦，号召俄国人推翻专制政权，放弃他们的征服成果，与波兰人一道为了自由而斗争。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