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乌格利奇的铜钟（5 / 5）

个画面描绘个政治流放者回家情景。列宾画属于那类描绘流放、残酷和苦难（它们长久地与西伯利亚联系在起）虚构油画。当亚历山大三世终于在1892年批准流放在外乌格利奇铜钟回归故乡时，俄国新闻界将这姿态赞许为亚历山大三世宽宏大量；但在那些越来越反感灾难性西伯利亚刑罚殖民制度公众眼中，铜钟回归更像是他在承认失败，甚至是大败。10

在国外，流放制度也在败坏沙皇专制政权名声。1880年，英国讽刺杂志《朱迪》刊载幅漫画，灵巧地概括许多西方观察者观点：在画中，俄国熊被装扮成个宪兵，它高举“文明火炬”，引领着队戴着镣铐囚犯奔赴西伯利亚，而这个队列似乎望不到尽头。俄国和波兰政治流放犯困境引起欧洲和美国读者出于愤慨同情，他们纷纷声讨沙皇专制政权残,bao。俄国政治流放犯最能言善辩、消息最灵通外国代言人是美国记者和探险家乔治·凯南。起先，他同情俄国z.府与他认为十分危险狂热分子所进行斗争；19世纪80年代后期，凯南获得内政部许可，可以畅通无阻地前往西伯利亚各地，并报道他解到情况。他表示，他在那里看到成千上万男男女女，并不是疯狂和危险激进分子，而是自由事业牺牲者。在世界各地，西伯利亚正迅速成为沙皇专制政权代名词。11

然而，虽然流放西伯利亚著名作家和g,m者个人命运变得广为人知，且在俄国国内外均被讨论；但是绝大多数西伯利亚流放者命运却不是这样。对每个被流放激进分子来说，成千上万个不知名普通罪犯和他们家人被带到西伯利亚，然后被逐渐忘却。他们中大多数人是文盲，没有办法为后人记录下自己经历，他们命运只能见诸警方报告、诉状、法院记录和官方函件中。个日益发达和复杂警察国家组织机构收集并保存这些文件：它们被装订在起，包裹在简陋纸质文件夹中，被束之高阁地存放在沙皇z.府部门满是灰尘且年久失修储藏室里，如今，它们被放置在莫斯科、圣彼得堡和西伯利亚各个城镇档案馆里。12

正是通过这些档案资料和诸多已出版回忆录与日记，本书还原从1801年亚历山大世加冕到1917年尼古拉二世退位这历史时期当中g,m者和普通罪犯在西伯利亚经历。这些表述讲述当沙皇政权与现代世界政治力量猛烈碰撞时，俄国企图控制其监狱帝国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