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那点心思，你永远猜不透。
我们从果林里钻出来，太阳已经偏西了。便通庵仍在原来的地方。这座孤零零的破庙远离村庄，虽然看上去破败不堪，摇摇欲坠，却从当年大规模的拆迁中得以幸存。门前的那片池塘还是从前的样子，四周长着菖蒲和芦苇，一片油绿。池塘的一角甚至还可以看见几团荷叶，荷花杆高出水面之上，迎风摇曳，含苞欲放。便通庵往西，是一排低矮的红砖瓦房，那是大队当年的养猪场。墙上用白漆刷出来的“农业学大寨”五个字，在残存的夕照中依然清晰可辨。由猪舍再往西，就可以看到高定邦当年提议开挖的那条水渠。水渠两侧的大堤上，各栽着两排塔松，越过蓊蓊郁郁的松树的树冠，就可以看到远处的城镇以及高速公路上矗立的广告牌。
早在一九七三年春天，随着从合肥来的三个知青在村里落了户，便通庵被改建成了一个四间的瓦房——三间宿舍，一间灶屋，外加一个简易厕所。
灶屋的屋顶坍塌了一块，灶台上落满了树叶和碎瓦，其他的部分基本上完好无损。透过朝北的窗户，可以看见冷杉林中蜿蜒东去的金鞭湾，它绕过远处村舍的废墟，一直通往长江边的衰草连天的船坞码头。
付瑞香曾经住过的宿舍墙上，贴满了当年的《新华日报》。朝南的窗台上，搁着一盘蚊香，一包火柴，都积满了灰尘。原先搁床的地方，留下了两摞青砖，床板早已不知了去向。地上厚厚的尘土和纸屑中，还能隐约看见一只绿色的塑料凉鞋。同彬站在窗前，对着墙上的一张一九七四年的元旦社论，看得津津有味。他见我进屋，转过身来，朝我诡异地笑了笑，问我知不知道他当年也对小付害过一阵子相思病，“毕竟是城里来的姑娘，一举一动都让人看着眼热。她穿着雪白的衬衫，草绿色肥大的军裤，那样子，我怎么也没看够。”
最西面的一间房被杂草封住了门，里边堆满了锈迹斑斑的农具。钉耙、锄头、铁锨、洋锹、连枷，一应俱全。墙角甚至还搁着一摞草帽和斗笠，不过早已烂成了灰。
我们出了门，来到了屋前的一个井台边上。我忽然对同彬感慨说：“要是春琴不肯去南京，我和她在这座破庙里住几年也挺好，连锅灶都是现成的。”
同彬正探身朝井里丢下一块石子，来探测井水的深度。他抬头白了我一眼，盯着我看了很久，仿佛在想着什么心思，目光中尽是疑惑和茫然。随后，他拍了拍手上的灰土，说了句“我去转转”，就走开了。
我坐在井台边的一块石头上抽烟。
同彬没头没脑地绕着便通庵转了两圈，随后，他嘴里哼着小曲，径自往西去了，慢慢融入了愈加浓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