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说只隔了十里路程，的风光、景物，乃至说话的口音，都与我们村有着很大的不同。低矮的泥墙茅舍隐在一片片竹园之后，数不清的港汊沟湾，将整个村庄分割得七零八碎。村庄和长江的岸堤之间，有一大片亮汪汪的水沼，长满茂密的芦苇、红柳和菖蒲，犹如一面被打碎的巨大镜面，在中午的艳阳之下，泛着银灰色的波光。枯树上的老鸹嘎嘎地叫着。家家户户的房舍，都隐没在竹林的深处，较为显眼的，反倒是屋后用芦柴杆围起的茅缸。我们刚进村，就看到了一个胖婶子从茅缸上露出的大白屁股。
父亲说，到了仲春，等到村里的桃树、梨树和杏树都开了花，等到大片的柳树、芦苇和菖蒲都返了青，江鸥、白鹤和苍鹭就会从江边成群结队地飞来，密密麻麻地在竹林上空盘旋，那时就是人世间最漂亮的地方。他还说了些别的。比如，坐在院子的老槐树下喝茶，就可以看到江边大堤上露出的尖尖帆影。再比如，半夜里躺在床上睡觉，都能听见江里的摇橹声和时而低沉、时而高亢的船工号子。他这么说，无非是想告诉我这个村庄离长江有多么的近，但却在不经意间泄露了一个秘密，让我既惊讶又疑惑。怎么说呢？就好像他曾经在这个村子里住过很久似的。
请我父亲去算命的这户人家，位于村东头的一块高地上。院子里确有一棵老槐树，它高出屋檐的枝丫在北风中瑟瑟抖动，已经快要碰到屋顶发黑的茅草了。大概是担心大风会把屋顶的茅草卷走，上面胡乱压了几块青石板。门上的对联还是旧年的，在日晒雨淋中，褪尽了红色：
四海翻腾云水怒
五洲震荡风雷激
一个穿蓝布褂的妇人，大约四十来岁，坐在槐树下的一张矮凳上纳鞋底。这人窄窄的脸庞，头上挽着一个高高的发髻，脸上黄恹恹的。大概是家里刚死了人的缘故，白布鞋子上缀着一朵红色的绢花。怎么看，这个女人都有些面熟，想了半天，我终于记起来：她似乎和我们村的赵锡光先生沾着点亲，四时八节，她时常会带着一个小男孩来村里走动。
一看到我们进了院子，她就把麻线飞快地绕在鞋底上，从矮凳上站起身来，笑容还没来得及从脸上退去，就开始抹眼泪。这也难怪。不知是如何冲犯了太岁，在过去短短的一年中，他们家的三个男人先后离世。先是七十来岁的公公无疾而终；然后是她丈夫——他在去江北运米的途中翻了船，尸体在三十里外的沙港被人捞上岸来的时候，已经发了臭；再接着，就轮到了她十九岁的大儿子。关于她儿子的死，有多种说法。即便是我父亲，对于其中的曲折也始终守口如瓶，讳莫如深。这等于说，在不到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