骨算命法容易招人物议，其实并不难理解。我们当地最有名的摸骨师是一位还俗的和尚，名叫吴其麓（他出家时的法号是“惠明”）。他在一九五三年以流氓罪被人民z.府判刑八年，就是一个可悲的例子。请他摸过骨的“老鸭子”回忆说，惠明法师替人摸骨时，确实不太规矩，“不该摸的地方，他也乱揉乱捏，弄得人脸热心跳，好不害臊！”吴其麓的最终被捕，可以说是咎由自取。
第三类算命法，可称为“黄雀叼牌”，如今已经失传。算命先生将预先写有“吉凶休咎、富贵穷通”的命牌（一般由竹、木制成）平铺于桌上，然后从鸟笼里取出一只黄雀，交由问卜者放飞。一个人的命运如何，最终取决于黄雀会叼起哪只命牌。实际上，这种算命的方法，不过是“求签”的一个变种。“黄雀叼牌”的失传，据说是因为捕捉和训练黄雀的过程，实在过于费事。
最后一类，也就是所谓的“灵童扶乩”，在我们那一带较为少见（在整个童年时代，我也只见过两回），这里略过不提。
其实，在我们乡下，所谓的算命先生，也不限于以上四类。如果我们把走村串巷的测字者、龟卜者、阴阳先生、风水师、画符的道士都算上的话，你可以大致想象一下，在我父亲的幼年时代，他生活在一个怎样的乡村环境中。这可以解释，我父亲早年在上海虹口的一家南货店当学徒，快要满师时，为什么会突然投到一个名叫戴天逵的命相师门下，干起了算命这个行当。
我父亲算命的方式，可以归入第二类。也就是说，既看相，也摸骨。在我的记忆中，父亲并不怎么忌讳自己算命先生的身份。在他给我讲述的“睡前故事”中，关于他师父戴天逵的种种灵异传说，就占了相当大的比例。我推测，其中的绝大部分都出于他的虚构，目的仅仅是为了吸引我的注意力，从而换取我对他懵懵懂懂的崇拜。
那天上午，在跟随父亲去半塘的途中，我曾经问过父亲这样一个问题：“老牛皋今天到底会不会死？”
本来，父亲尽可以用“也许”“可能”“说不定”一类的字眼来打发我，但这回他好像不屑于用这种模棱两可的话来敷衍了事。“哦，牛皋！”父亲说，“他已经死过三次了，对不对？这一次跟以前也没什么不同。他就是作死。等过完年，你就会看见他好端端地坐在门前，嗑着瓜子，晒太阳。他死不了。”
父亲跟一个在路边拾狗粪的老头打了招呼。两个人隔着一片桑林寒暄了几句。老头显然听到了我们刚才的话，他笑眯眯地打量着我，随后感慨道：“有些人看着要死，偏偏死不了。而另一些人，活得好好的，没病没灾，说死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