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不必经历枪林弹雨,其他方面的艰苦程度不亚于g,m年代大军团开创根据地的情形。进入贵州深山腹地以后,他们遭遇了多年辗转最为艰苦的生活。他们身心疲惫,思亲想家,巴望早点儿有人来替换他们,让他们能赶快回家,重新过上以前那种每天下班后有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正常生活。他们毕竟不过是各行各业的工人,并不真的是军队的士兵,而且“大三线”建设毕竟难以让他们产生抗日救亡般的光荣感。他们起初都是满怀建设热忱,但时间一长,艰苦的生活一年接一年似乎无休无止,难免就有怨言甚至怨气了。他们以为,既然有人为了共同的想法带头,自己跟着那么一闹,兴许很快就会闹成功,早日与老父老母孩子老婆团圆了,却不料将自己所推举并拥护的“造反派”头头们推进了“反g,m”的深渊。头头中自然有投机分子和野心家,他们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回家,甚至根本就不是为了回家,而是为了趁机当官,进而借着政治风向往上爬。
政治的桃子再鲜再大,看上去再易于摘取,那也断非每一个想摘的人都能称心如意。投机之“机”属于玄机,瞬息万变,寻常人难以掌握其中奥妙,常常是“有意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行”。有的人青云直上,也是连自己都根本没想到的。一进入角色,命运之舟也就只能任由大风大浪抛掷,自己根本驾驭不了。
在波谲云诡的时代中,投机须有大投机家的胆识与谋略,一些工人“造反派”头头中产生的投机者,连投机家都算不上,只不过是被半大不小的野心所支配的投机分子而已,哪里具有大投机家们那种雄厚资本和经验谋略呢?故军队一到,他们的下场都很可悲。
工人们原本普遍以为,他们是共和国最有权利发发脾气的人。作为别妻离子进行“大三线”建设的工人,他们都认为自己表达不满有充分理由——也该有人来替换替换自己了嘛!劳苦功高的“领导阶级”,连这么一点儿起码的权利都没有吗?但是解放军一严厉,他们很快就明白,还是夹紧尾巴乖乖听话的好。如若不然,他们的那些“头头”的下场,随时可以是他们每一个人的下场。
他们不得不开始接受一种新的思想教育——就整个阶级而言,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就每一名具体工人而言,只不过就是普通劳动者。普通劳动者就得有普通劳动者的样子!
于是,他们都领会到——谁也别再挑头闹事,那样做没有好果子吃。局面平定以后,“抓g,m,促生产”的中央精神得到继续贯彻,生产竞赛活动由党员工人及工人劳模们倡导,又此起彼伏地开展起来。
一九七三年春节,贵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