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的这本书没有平铺直叙地往下写，那是因为我在一个奇怪的区域里迷失了方向：我没有地图。有时候我自忖：自己在这儿写下的文字里，到底有没有什么东西是真实的。那天下午，她突然不问自答地对我说：“我从来没有像爱你一样地爱过任何人或者任何东西。”当时我感到自己是如此彻彻底
头发像一坛醇酒般洒在镶木地板上；她额头上沁着汗珠，气喘吁吁，就像一个刚刚跑赢一场比赛，正筋疲力竭地躺在那儿的年轻运动员。
这时候，楼梯吱嘎响了一声。有一会儿我们两人都没动弹。桌上的三明治叠在那儿没吃，杯子里面也是空的。她低声说：“他下楼来了。”她坐进一把椅子，把一张盘子放到膝上，一只杯子放在身边。
“他要是从门外经过时听到了怎么办？”我说。
“他不会知道是怎么回事的。”
我脸上看起来一定是一副不太相信的表情，因为她用一种让人讨厌的温柔口气说道：“可怜的亨利，他以前可从没这样——整整十年都没有过。”但不管有还是没有，此刻我们对自己会不会露馅儿这点确实不太有把握：我们坐在那儿一声不响地听着，直到楼梯上再次传来吱吱嘎嘎的响声为止。我用大得有点过分的嗓门说：“你喜欢洋葱那场戏我真高兴。”我自觉自己的声音听上去沙哑而虚假。这时亨利推开了门，向屋里张望着。他手里提着一只热水瓶，热水瓶上裹着灰色法兰绒的套子。“你好，本德里克斯。”他咕哝着打了个招呼。
“你真不该自己去拿。”她说。
“不想打扰你们。”
“我们在聊昨晚的电影。”
“希望你已经得到自己想要的一切。”他对我咕哝了一声。他看了看萨拉为我倒的波尔图干红葡萄酒，含混不清地说了句“该给他二九年的陈酿才对”，然后就提着热水瓶上的法兰绒套子，不声不响地出去了。屋里又只剩下了我和萨拉两人。
“你不在意吧？”我问她。她摇了摇头。我问此话到底何意，其实我自己也不知道——我想当时自己脑中闪过的念头是：看到亨利也许会让她感到自责，但她却有着消除自责的绝招。同我们大家不一样的一点是：她丝毫不会受到罪孽感的困扰。在她看来，事情做了就是做了：事情做完了，自责也就不存在了。如果亨利捉住我们的话，她会认为他恼怒一下就该完事；若是恼怒的时间过于长久，那就没有道理。人们总是说：天主教徒忏悔时，便从过去的阴影里解脱出来了——就这点而言，你确实可以说她是一个天生的天主教徒，尽管她同我一样不怎么相信天主，或者说当初我认为，今天也依然怀疑她同我一样不怎么相信天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