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尔纳退出来。外面残雪堆积操场上,三十个年级学员正在跑步,他们呼出热气化作轻烟,转瞬即逝。油光满面、胖墩墩、令人憎恶巴斯蒂安声嘶力竭。他抬起只短粗胳膊,男孩子们转身、举枪过头、冲刺,他们膝盖在月光下闪动。
尔纳总感到纠结,难道生命本身不是腐化吗?人从呱呱落地开始便与世界密不可分。他们被索取,也被灌输。咽下口食物、看见束光芒——没有人能够纯洁。可是校长却这样坚持,并且帝国要为此测量他们鼻子、标识他们发色。
熵在封闭系统里不会减少。
晚上,维尔纳盯着弗雷德里克床,薄薄床板,可怜脏床垫。现在,新来迪特尔·费迪南德睡在那里,他是个从法兰克福来强壮小男孩,总是带着股吓人狠劲儿完成所有任务。
有人咳嗽,有人呻吟。河边,列火车孤独地鸣笛通过。开往东边,火车都是朝东开,翻山越岭地奔赴前线。即使他睡着,火车也在开。历史车轮滚滚而过。
维尔纳系好鞋带、高唱着歌走在队伍中,本分使然,他没有丝毫懈怠。吃晚饭时候,巴斯蒂安在餐桌间游荡。“比死亡更糟糕是什,孩子们?”
某个倒霉学员被点名。“懦弱!”
“懦弱。”巴斯蒂安赞同地让男孩坐下,满意地点头离开。最近,校长越来越多地提起元首和当下最紧俏东西——祈祷、石油和忠诚。元首需要是他们效忠、高涨情绪和靴子皮革。维尔纳快十六岁,他已经慢慢悟出元首真正需要是男孩子。他们成群结队地走上传送带,等待被运过去。为元首放弃奶油、放弃饮料、放弃睡眠;放弃赖因哈德·韦尔曼父亲,放弃卡尔·韦斯特霍尔兹父亲,放弃马丁·布克哈特父亲。
1942年3月,豪普特曼博士把维尔纳叫到办公室。办公室地上凌乱地堆着没收拾好箱子。猎犬不见踪影。小个子男人在房间里踱步,听到维尔纳喊报告才停下来。他看起来无能为力、备受煎熬。“被派到柏林。他们希望在那里继续研究。”豪普特曼从架子上拿起个沙漏放进箱子,苍白细长手指悬在半空。
“这正如您所愿,先生。最好设备、最优秀人才。”
“就这样。”豪普特曼博士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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