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他十四岁了。这是1940年，再也没人嘲笑希特勒青年团。埃莱娜夫人准备了布丁，尤塔用报纸包了一块石英，双胞胎汉纳和苏珊·格利茨模仿士兵围着房间齐步走。五岁的罗尔夫·胡普福尔耷拉着眼皮坐在沙发角里。新来的女婴坐在尤塔的腿上嘬着自己的手指头。窗外，废气烟囱喷云吐雾，张牙舞爪地蹿上高空。
孩子们唱歌、抢布丁。埃莱娜说“时间到了”的时候，维尔纳关上收音机。大家开始祷告。他抱着收音机上楼时感觉整个身体沉甸甸的。小巷里十五岁的男孩此时正带着头盔，提着矿灯在大门外排队等候矿区的升降机。他努力想象他们下降时的情景：缆绳咔嗒咔嗒响，柔和的光线在后退，零星的灯光擦身而过，他们沉默地坠入无边的黑暗，在那里掘地，隆起的岩石就在半米高的头顶上方。
一年后，他们也会发给他一顶头盔和一盏灯，把他和别人一起赶进笼子里。
已经好几个月没有听到那个法国人的短波节目了。他拿到有水渍的《力学原理》也有一年了。不久前，他还梦见柏林和那些伟大的科学家：化肥的发明者弗里茨·哈伯，塑料的发明者赫尔曼·施陶丁格，让不可见的成为可见的赫兹。所有伟大的人都在柏林。埃莱娜常说：“我相信你。我相信你一定能成大事。”可是，现在，他总是梦见自己走在矿井的隧道里。隧道顶漆黑光滑，他迈步的时候隧道坍塌，墙壁开裂。他弯着腰，在地上爬，没多久，头抬不起来，胳膊也不能动了。顶棚压在身上，山一样重，冰一样冷，鼻子贴在地上，后脑勺碎了。他从梦中惊醒。
雨从云上掉下来，落在屋顶，挂在房檐边。维尔纳把头贴在阁楼的玻璃上，注视着雨滴。眼皮底下孤儿院的屋顶正好夹在一片湿屋顶当中，被焦炭厂、冶金厂和煤气厂的高墙围绕；风塔清晰可辨。他看不到的地方，从村庄到城市，矿井和工厂比比皆是；不断加速、永远扩展，那才是德国。有一百万人准备为它献出生命。
他想“晚安吧”。哦，也许应该是“希特勒万岁”。现在大家都说后一个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