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三年农历年后，我在台中重逢的南开同班同学沈增文介绍我到台中一中代她的课，教高中英文。她考上了美国国务院战后文化人员交换计划奖学金，六十年来世人皆称它为“傅尔布莱特交换计划”，对国际文化交流有深远悠久的影响。她去受英语教学训练，半年即回原职。我对教书极有兴趣，除了父母之外，我最念念不忘的就是南开中学的老师。我最敬爱的孟志荪老师，和其他的老师，无论学识和风度都是很好的典范。而在武汉大学。朱光潜老师不仅以高水平授业，且在我感情困顿之时为我解惑，使我一生有一个不易撼动的目标。如今我已在“家里蹲大学”（我母亲的自嘲语）蹲了三年半了，这个代课的工作开启了我人生又一个契机。我第一次走进育才街台中一中的大门。就看到那座创校纪念碑，五年间多次读碑上文字都深受感动。正面刻着：
吾台人初无中学，有则自本校始。盖自改隶以来，百凡草创，街庄之公学，侧重语言，风气既开，人思上达，遂有不避险阻，渡重洋于内地者。夫以彪龄之年。一旦远离乡井，栖身于万里外，微特学资不易，亦复疑虑丛生，有识之士深以为忧，知创立中学之不可缓也。岁壬子，林烈堂，林献堂，辜显荣，林熊征，蔡莲
舫诸委员，乃起而力请于当道……
募捐二十四万余元，林家捐地一万五千坪，一九一五年建成，是日治五十年里以台湾子弟为主的中学:即使为了维持台中一中的校名，亦经多年奋斗。
这样值得骄傲的立校精神，令我极为尊敬，在那里执教五年，成为那可敬传统的一分子，也令我感到光荣。台中一中，让我时时想到教育我成人的南开精神，也常常想到父辈创办东北中山中学，不仅为教育“以髻龄之年，远离乡井”的家乡子弟：并且要在国破家亡之际引导他们，在颠沛流亡路上养护他们。而中山中学于抗战胜利回乡，竟更无依靠，校名、校史埋没四十六年。直至一九九五年才由早期校友协力在沈阳恢复校名，重建校史。台中一中能秉持创校理想。作育一流人才，近百年稳定发展，风雨无忧，校友多为台湾社会中坚分子。
这样以忧患精神立校的学校，都有相当自强自信的气氛。那时日本殖民者离去不到十年，几乎所有教员都是由大陆历经战乱来到台湾，大多数出身名校，教学水平与热忱均高。台中一中即是安身立命之所。
能从菜场、煤炉、奶瓶、尿布中“偷”得这几小时，重谈自己珍爱的知识——用好的文字抒情、写景、论述都是知识，我自己感到幸福。一班四十多个仰头听我讲课的脸上似乎有些感应，令我有一种知音之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