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达到了目的，我心脏病发作了。（沉默不语）
我把一切都写下来了，都装在这个文件夹里。里面写的都是事实，没有添油加醋。
我们检查村里的男孩和女孩，他们有一千五百、两千、三千毫伦琴，还有超过三千毫伦琴的。这些女孩都无法生育了，她们会发生基因突变。
牵引机还在耕地，我问跟我们一起来的人：“至少要让牵引机的驾驶员戴上防毒面具吧？”
“不，他们不用。”
—这些装备是大家所没有的。他们在明斯克拥有专用的家畜，这也早已不是秘密了——每一头牛都有编号，并且严加管控。他们有专用的土地、专用的苗床，有专人来监督。最令人恶心的是，他们中间没人敢出来负责！
当他们不再接见我之后，我就改用信件轰炸他们。我把正式的报告寄到各地，寄给每个名人，寄给整个指挥体系。四份文件夹，每份两百五十页，写的全是实情。所有文件我都备份了，以防万一。一份放在研究所的办公室，另一份放在家里，交给我妻子藏了起来。为什么我要备份呢？因为在我们的国家不得不这样做。我总是亲自锁上办公室的门，但有一次我出差回来后，那些文件都不见了。
我是在乌克兰长大的，我的祖先是哥萨克人，我也有哥萨克人的个性。我不停地写，我不停地呼吁：“你们要救救这些人！要立刻撤离他们！”
我们不停地在各地游走。我们的研究所率先画出了污染区的地图，整个南边都是红色的。
这些都已成为历史了——一个罪行的历史。
“什么？难道你们没有防毒面具？”
“噢，我们有很多！用到公元两千年才用得完。我们只是不发给他们而已，不然会引起恐
他们把研究所全部的辐射测量装备都拿走了，没有任何说明就没收了装备。我在家里开始接到恐吓电话：“教授，不要再使人民恐慌了，你的下场恐怕会很惨。想知道会有多惨吗？我们可以让你见识一下。”他们用恐吓的手段向研究所的科学家施压。
我写信给莫斯科。
随后，国家科学院院长普拉托洛夫接见了我：“你不会被白俄罗斯人民所遗忘，你为他们付出了很多，但你不应该写信到莫斯科，这不是个好主意。他们现在要我把你撤职。为什么你要写信？难道你不知道自己在跟什么人对抗吗？”
好吧，我手里有地图和数据，而他们有什么？他们可以把我关到精神病院，我曾被他们这样威胁过。他们说可以保证我会发生意外车祸——我也收到过警告。他们可以让我受到法庭审判，罪名是从事反苏联活动，或者因为研究所里不见了一盒钉子。
然后，我被他们拉上法庭审判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