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赶上第一班回明斯克的火车。我整晚没睡。我测量了我儿子的甲状腺——当时测量辐射量最适合的部位——测出每小时一百八十毫伦琴的剂量。他需要碘化钾,也就是一般的碘。小孩需要两到三滴碘,滴到半杯溶剂里服用,成人则需要三到四滴。
反应炉已经烧了十天,这些事早在十天前就该做了。但是没人愿意听我们的话!没人愿意听科学家和医生的指示!他们把科学、医学与政治混为一谈。他们就是这样!
我们不能忘记当时的环境背景,十年前,当时的我们是怎样的?当时国家安全委员会还在进行秘密实验,所有“西方的消息”都被封锁。当时有上千种禁忌,党和军队都握有机密。和平的苏联境内,原子能就和煤炭一样安全——人们是在这样的教育下长大的。我们
我不是文人,我是物理学家,所以我只会向你陈述事实,不会添油加醋。
迟早会有人出来为切尔诺贝利负责。有一天他们会出来承担责任,就像一九三七年一样。也许要等五十年,大家都老了,他们也都过世了。他们这些罪人!(安静下来)我们要让事实流传下去。后人会用得上的。
四月二十六日这一天,我到莫斯科出差。我在那里听到了意外的消息。
我打电话给明斯克的尼古拉·斯柳尼科夫,白俄罗斯**党中央委员会的总书记。我打了一次、两次、三次电话,但他们不让我跟他说话。我转而找他的助理,那位助理跟我很熟。
“我从莫斯科打来的,帮我接斯柳尼科夫,我要通知他一些消息,紧急的消息。”
电话是用z.府专线打的,但他们已经开始封锁消息了。你只要一讲起意外,通话马上就会中断。很明显,有人在窃听!我希望能找出是谁在窃听——应该有专门的机构,是z.府里的秘密组织。更何况,我是打给中央委员会的第一书记的。而我呢?我是白俄罗斯国家科学院核能研究所的主任。我是教授,是科学院院士,但就连我的电话也被封锁了。
我花了两小时,终于跟斯柳尼科夫通上话。
我对他说:“据我计算,这是一起很严重的意外。”——我当时有机会和莫斯科某些人士谈话,因此知道部分实情——“辐射云正朝我们飘过来,朝白俄罗斯飘过来。我们需要马上对人民实施碘剂预防措施,撤离核电厂附近的居民。方圆一百公里内,都不应该有任何人和动物。”
“我已经收到报告了,”斯柳尼科夫说,“那里起了一场火,但是已经被扑灭了。”
我忍不住了:“这是谎言!这是明目张胆的欺骗!只要是物理学家都知道,石墨正在某处以一小时五吨的速度在燃烧,你想想这会烧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