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整队人都向前走了一步。
指挥官有一台监视器，他打开屏幕，把反应炉的屋顶展示给我们看：上面散落着石墨碎片和熔化的沥青。
“小伙子们，看清楚那些碎片了吗？你们要把这些碎片清理干净。然后到这里，你们要在这个区域挖洞。”
根据指示，上去作业的时间应该是四十到五十五秒。不过这是不可能的，至少需要几分钟的时间才能完成。在这段时间里，要上到屋顶，再下来，然后再爬上去，把东西丢下来—一个人负责把手推车装满，其他人负责把东西扔到坑里。你必须把东西丢了就走，不能往下看，这是不被允许的。但大家还是看了。
报纸上写着：“反应炉周围的空气很干净。”我们读了之后都笑了，还咒骂了几句。空气很干净，没错，但上面的辐射剂量很高。他们给了我们一些辐射剂量计，有的上限是五伦琴，一用就立刻到达极限了。有的上限较高，
能播种的田，奶牛用头不断撞门，但是闸门和房屋都被封了起来，任凭牛奶滴到地上。就是这样的感受！
在尚未撤离的村庄里，农民们会酿制伏特加卖给我们。我们有很多钱可以用：工作的薪水是之前的三倍，军队每天发放的补贴也是之前的三倍。后来我们接到一项命令：平时喝酒的人，第二期任务时可以选择留下。
喝伏特加到底有没有效呢？至少有心理作用。我们选择相信，正如我们对其他事也深信不疑一样。
农民的生活过得很顺利：他们播种，等作物成熟，然后收割，听任一切自然发展。他们不需要跟沙皇，或是z.府交涉——航天飞机与核电厂也与他们无关，首都的会谈也一样，不关他们什么事。他们不敢相信自己的生活环境已经大不相同了，这就是切尔诺贝利。他们从未离开此地。
开始有人中风死亡了，他们静静地打包种子和西红柿。
炉子上的玻璃杯炸开了，他们就再摆一个回去。
你说应该要销毁、掩埋所有东西？我们的确这么做了。我们禁止他们劳动，剥夺了他们生活的传统意义。我们成了他们的敌人。
我想要自愿去反应炉。“别担心，”其他人对我说，“每个人在解除动员前的最后一个月，都会被派去反应炉屋顶。”
我们会在这里待六个月。和预先指定的一样，在居民撤离五个月后，我们便被派到反应炉了。知道我们将去反应炉屋顶工作后，有人开着玩笑，也有人严肃地讨论着。在那之后，我们也许还有五年可活，说不定还有七到十年可活。但是不知为何，大多数人都说只有五年。这数字怎么来的？而且他们很冷静地说着这样的话，没有一丝恐慌。
“志愿者，向前走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