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里,唯一的救赎是幽默,所以出现了各种笑话:村子只剩下一个无赖和四个女人,她们问对方:“你先生现在怎么样?”“哦,那个瘪三啊?他也跑到其他村子了。”
如果你太严肃……切尔诺贝利……他们铺路……溪水仍然流动,但是那件事的确发生了
这是我的秘密,没有人知道,我只和一个朋友说过。
我是摄影师,我带着我学会的所有技巧去了那里。战争时,你成为真正的作家。《战地春梦》是我最喜欢的书,可是我到了那里,看到居民挖掘菜园,田里有牵引机和播种机。我要拍什么?没有任何东西爆炸。
我拍摄的第一个场景是农会。他们召集所有人,在舞台上摆了一台电视机,播放戈尔巴乔夫的演说——“一切顺利,都控制下来了”。
我们拍摄的村子在“去除辐射”,也就是清洗屋顶,但是你如何清洗老太太漏水的屋顶?至于土壤,你必须挖掉肥沃层,只留下黄沙。一位老妇人遵照命令把土丢掉,却刮下粪肥,说留下来以后可以用,可惜我没拍下来。
我们到哪里都有人说:“啊,拍电影的人,等一等,我们去帮你找几个英雄。”
他们带来一个老人和他的孙子,说他们花了两天赶走了切尔诺贝利附近的牛。拍摄后,牲畜专家带我去看一个大坑,他们用推土机把坑里的牛埋起来,但是我没有拍下来。我转身背对那个坑,拍摄爱国纪录片的传统画面——推土机司机在看《真理报》,报上的标题写着:“国家不会抛弃遭遇困难的人民!”
我甚至幸运地看到一只鹳降落在田地中央,象征无论遇到什么灾难,我们最后都能胜利!日子会继续过下去!
乡间小路灰尘飘扬,我知道那不是单纯的灰尘,而是辐射尘。为了保护光学镜头,我把相机藏起来,那是非常干燥的五月,我不知道我们吞了多少辐射尘。一星期后,我的淋巴结就肿起来了。
我们把胶卷当成弹药般节省,因为白俄罗斯中央委员会的第一书记斯柳尼科夫要来。没有人告诉我们他计划去哪里,不过我们自己发现了。有一天我们开车经过一条路,灰尘厚得像墙壁。第二天,我们发现他们开始铺那条路,铺得很卖力,至少铺了两三层,我们就知道那是大老板会出现的地方。我拍摄他们笔直地走在崭新的柏油路上的场景,一公分也没偏,可是我没有放进影片里。
没有人明白发生了什么事,那是最可怕的部分。辐射探测仪给的数字是一组,报纸给的是另一组。所以我渐渐明白一件事:我家里有年幼的孩子,还有我亲爱的妻子……我怎么会笨到来这种地方?好吧,也许他们会颁一枚奖章给我,但是我的妻子会离开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