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决定重建大学的生物教研室,或是决定把塑料制品车间从属于图书馆的房子里迁出来。党性精神还应该渗透到领导者对事业、对图书、对绘画的态度中去。因此,如果领导者的个人爱好与党的利益有矛盾,他就应该毫不犹豫地放弃自己习惯的事业,放弃自己喜爱的书,不管这样做有多大的困难。但格特马诺夫懂得,还有更高度的党性:它的实质在于,一个人根本不应有任何可能与党性精神相抵触的个人志趣和爱好。对党的领导者来说,一切亲切、珍贵的东西之所以使他感到亲切、珍贵,就是因为它表达了党性的精神。
格特马诺夫为了党性精神所作的牺牲有时也是残酷的,严峻的。对那些早年提携和帮助过他的同乡和老师们,他也从来不留情面。他为人做事既不考虑爱也不考虑怜悯。在这里“绝交”、“不支持”、“坑害”、“背叛”一类的字眼不会使他感到不安……然而,在那些需要表现出党性精神的地方,恰恰不需要作出牺牲,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个人感情——爱情、友谊、同乡情谊如果同党性精神相抵触,那么它自然也就不应该保留了。
享有党的信任的人们默默无闻地工作着。但这种劳动是艰巨的,需要慷慨大方、毫无保留地耗费智慧和心灵。党的领导者并不需要学者的才能,作家的天赋。他是置于才能和天赋之上的。成百上千个具有研究、唱歌和著书立说才能的人,贪婪地听着格特马诺夫带有指导意义的决定性的报告,尽管格特马诺夫不仅不会唱歌、不会弹钢琴、不会导演戏剧,而且也不会兴致勃勃地深人理解科学著作、诗歌、音乐和绘画……他的决定性言论的力量在于,党把自己在文化艺术领域的利益托付于他。
他作为一个州的党组织书记拥有的权力是巨大的,人民的代言人、思想家未必能够拥有这么大的权力。
格特马诺夫觉得,“党的信任”这个概念的最深刻的本质在于斯大林的意见和态度,在于斯大林的好恶。党的路线的实质在于斯大林对自己的战友们、人民委员们以及元帅们的信任。
客人们主要谈的是格特马诺夫面临的新的军事工作。他们明白,格特马诺夫有希望晋升更高的职务,在党内有地位的人改行做军事工作,往往会成为集团军甚至方面军的军委委员。
格特马诺夫接到担任军政委的任命后,心中惊恐不安,颇为苦恼。他通过在党中央组织局任职的一位朋友打听,上头有没有人对他心怀不满。结果虚惊一场,没什么值得恐慌的。
这时格特马诺夫为了安慰自己,开始思索这个任命的好处…要知道,将来决定战争的命运要依靠坦克部队,他们将来要在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