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听一名单口相声演员说出以下这段话:“科学家?哈,都是傻蛋!知道他们在飞机上放的飞行记录仪黑匣子吧?知道黑匣子应该坚不可摧吧?反正空难时只有黑匣子不会被砸烂?那请问,为啥不用同样的东西制造飞机呢?”观众哄堂大笑,科学家实在太愚蠢了,脑袋上套个纸袋就不辨方向,但我坐在那儿却很不舒服。是我太抠字眼了吗?觉得这个笑话很没意思,因为飞行记录仪是用钛合金做的,而机身是铝合金,要是用钛合金造机身,飞机会重得根本没法起飞。我开始琢磨这个笑话。说笑话的如果是埃里克·莫坎姆(EricMorecambe),笑话会不会变得更有意思?好吧,并不会,因为那需要观众看得出埃里克在犯傻——换句话说,观众必须知道钛合金和铝合金的重量差异这个常识。
你无法破坏这个笑话(觉得这是强迫症行为?不妨也试试看),因为这是讲述者和观众自鸣得意的共谋,嘲笑比他们知道得更多的人。这让我背脊发凉——现在依然如此。我觉得遭到了喜剧的背叛,就像匪帮说唱让我觉得遭到了摇滚乐的背叛。我开始琢磨我的多少笑话实际上只是——唉——无知。
我完全转向科学是在一九八五年的一天,当时我正在徒步穿越马达加斯加的一片森林。我的旅伴是动物学家马克·卡沃丁(后来我和他合作了《最后一眼》这本书),我问他,“来,给我说说,雨林有什么特别的,要让我们非得这么重视?”
他告诉了我答案,花了大约两分钟。他解释了温带森林和雨林的区别,后者孕育出多种多样的生物,但另一方面又脆弱得可怕。我沉吟半晌,意识到这一丁点新知识刚刚改变了我看待世界的方式。我刚刚得到了一根线头,我可以跟着它摸清犹如缠结毛球般的纷乱复杂世界。接下来的几年,我如饥似渴地阅读我能找到的所有演化科学的材料,意识到我在校园里学到的那点东西远远不够,完全比不上此刻涌入视野的众多知识。演化论的重点在于,要是你的脑袋没被掀个底朝天,那你就肯定没有理解它。
接下来,我惊讶地发现我对电脑的兴趣与日俱增。这方面的狂热没什么特殊的,我只是没羞没臊地喜欢摆弄电子小玩意罢了。最简单的起因能得到最复杂的结果,这个反直觉的结论早已重复了无数遍。你很容易就能在电脑上看到这种事情。无论大气湍流模型、经济学模型或光线在幻想中的恐龙眼睛里的跃动有多么复杂,都来自简单的一行行代码:从最基础的一加一开始,测试结果,然后从头再来。能看着单纯和简单绽放出复杂之花,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激动人心的事情,比看着